明朝时的荆襄地区没有我们现今所指的荆襄地区大，主要指湖广布政使司下辖的荆州府北部、襄阳府西部。地域南北约1400里，东西宽1200余里，虽然多山，但汉水和它的支流带来的充沛水量，让山间的平地丘陵耕作条件优越，自秦汉以来就农田阡陌密集、生活富足。
到了宋末，由于宋、蒙两军在襄阳地区的长期拉锯，荆襄地区被荡涤一空。至元末，尚未恢复的荆襄地区又被一支红巾军占据成为割据势力，与朱元璋缠斗很久。
也许盘踞此地的红巾军面对朱元璋的进攻抵抗得太过于顽强，朱元璋对这片地区看法很大。他不打算经营这块沃土，反而在大明王朝内部设置了“边界”。将荆襄地区彻底封禁，除了在战略要地襄阳附近设置几个屯田的卫所外，不准普通民众入驻。
说明：明太祖封禁荆襄的原因，历史中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和记载，现今大家只能推测。笔者倒是不怎么认同“荆襄多山，叛乱不易进剿所以封禁”的说法。因为类似的地方太多了，比如湘西、南赣等地区不是没封禁么？可能是荆襄长期战乱，已经折腾得没人烟了，朱元璋出于报复（类似给原张士诚辖区加税一样），所以就封禁了。（一家之言，欢迎大家讨论）
原本被封禁的地区为什么慢慢地汇集了大量流民而最终成为了大明的毒瘤呢？这一切都要从明朝的户籍制度说起。明朝将天下所有臣民按照职业（农、军、匠、医、灶、商等）分类编入户籍（记录户籍的《黄册》和登记耕地的《鱼鳞册》，是明朝最重要的档案文件），而且是终身且世袭的。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如果你被编入农户，不光你这一辈子，包括你的子孙们（只要没有绝嗣）都是农户。别说换职业，就连搬家换个地方都不可能。从洪武年间开始，军户们因为生活太过于困苦就开始大量逃亡，此后各朝军户逃亡越演越烈，直到军卫制度彻底崩坏。
到了正统年间，由于吏治的腐败，大量的自耕农因生活所迫变卖土地。虽然土地没有了，但是相关的赋役却还挂在他们身上。明朝普通农户的赋役大头不是粮赋而是徭役，徭役是按户征而不是按土地来征。本来田地没了一家吃饭都是问题，现在壮丁还得无偿去出徭役那还不得全家饿死。于是逃亡就成了这些破产农民的必然选择。
对于逃亡的军户、农户来说（这类逃亡明朝叫“逃户”），逃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活下去。这个时候荆襄地区就成了乐土，因为朝廷的封禁，荆襄地区有大量的无主沃土可供耕种，更重要的是这片地区没有户籍管理也没有土地管理，不用缴税服役。对于明朝的平民来说，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
但是朝廷是不能容忍的，首先擅入封禁地区要驱赶，其次逃户的人必须抓捕回去，不然长此以往谁给朝廷当兵，谁向朝廷缴纳赋役？面对官府的抓剿，这些流民要么逃入深山躲避，要么抱团对抗官府差役。部分流民抱团之后就不再只对抗抓捕，也开始抢劫荆襄周边地区的大户人家。荆襄地区由此慢慢变乱。
宪宗继位时，荆襄地区已经聚集了几十万流民，地方官员已经没有办法清理了，他们纷纷上疏朝廷，请求朝廷尽快治理，迟则会导致民变。成化元年三月，宪宗任命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
说明：当时的招抚主要方式就是发放口粮，然后逼迫流民返回原籍。这明显没有作用，因为流民回到原籍之后难以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就算是回去也很快再次成为流民。
王恕刚接到任命，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王恕停职回家治丧两个月（原本申请丁忧守制，被宪宗夺情），就是这两个月荆襄的局势再度恶化。地方官府并不愿意招抚流民（受被劫掠的地方大户的影响），将所有流民都视为“贼人”，一味地发兵捕“贼”，流民怎么肯束手就擒？于是对抗和反叛之火越烧越烈。
湖广荆襄等处流贼聚众，自房县至南漳数百里间，恣意抢掠，攻陷地方，深为民患。
此后几个月王恕再想招抚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以刘通为首的乱民已聚集了四万多少人，刘通自称“汉王”，建立“大汉”，改元“德胜”正式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这也意味着，朝廷最初的招抚政策失败了。
成化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宪宗命抚宁伯朱勇为总兵官，太监唐慎为监军、工部尚书白圭为提督军务，率兵15000人，会同湖广巡抚都御史王俭、王恕、湖广总兵李震等征讨荆襄反叛流民。
大军抵达襄阳西南的南漳县后，总兵官朱勇病倒了。提督军务的白圭就成了大军总指挥（这是一次有历史节点意义的任命，从此以后明朝就开始了大军出征文官为统帅的格局）。白圭将大军分为四路，从四个方向向叛军的巢穴豆沙河口合围过去。
面对朝廷大军，刘通兵分两路突围。一路由自己率领向西北，一路由部下苗龙率领向东南突围。但是两路都未能冲破明军的包围，只好后撤汇合，明军则不断地缩紧包围圈。
成化二年闰三月二十二日，明军与叛军在房县展开决战，叛军失利后溃逃，被明军在古路口追上，阵斩刘通之子刘聪和部将苗龙。刘通率领残众撤往后岩山，试图凭借高山险要，阻挡明军的进攻。
白圭亲冒矢石在一线往来督战，明军士气大盛，很快就攻上山巅，叛军彻底溃败。生擒刘通等二千五百七十余人，斩首二千五百六十级，获贼属子女一万一千六百余人，马匹牲畜一万一百八十。
为了进一步清剿荆襄残余“贼寇”以及震慑流民，宪宗在接到白圭奏报后下令，刘通及其骨干40余人凌迟，其余被俘人众，凡男子年11岁以上者皆斩。
“大汉”国的残余贼寇在“大汉”国总兵石龙（也叫石和尚）的率领下，逃到了四川夔州府一带，先攻克了大昌，然后又占领了巫山。
这股叛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所处地区山势险峻，极易逃脱藏匿，明军花费几个月也未能剿灭叛军。到了九月，白圭认为叛军很难再长期躲藏于深山之中（没办法得吃饭），肯定会绕道潜回荆襄地区，所以他决定兵分三路守在重点路口，等叛军自投罗网。
果然白圭亲率的中路军在汉中峰溪山遇到了石龙所部，战斗自然是没有悬念了，石龙接连战败，最终被明军包围于大蚕河一带。石龙的部将刘长子见已无路可逃，就向明军张英部乞降。张英开出条件，俘献石龙可饶刘长子及其部属。
刘长子当然不会拒绝，很快就活捉了石龙送到明军大营。这时都督喜信发现了立军功的机会，他忽悠刘长子，明军只拿首恶石龙，你们缺粮几日了，都来我们这边，我们管饱。饥饿的流民信以为真，全都跑过来吃饭，被喜信瓮中捉鳖全数擒拿。
成化二年十一月被押送京师的石龙、刘长子等73人被凌迟处死，家眷52人被斩首。加工部尚书白圭太子少保，升都督同知喜信为左都督，其余将官也有一定的升赏，至此第一次荆襄流民之乱算是告个段落。
叛乱是平定了，但是荆襄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几十万流民聚集在荆襄地区，应该怎么处理呢？朝廷一番讨论之后认为，荆襄之所以形成大乱，是因为朝廷此地区力量不足，武力镇压不及时以至于养虎为患。
最终的方案是在房县、均州、安远设置千户所，加强军事力量；在房县、谷城县、南漳、当阳等地设巡检司，加强巡查管理，防止流民再次汇入。最后是将荆襄地区的流民全部遣返回原籍。
最终流民在官军的押解下，踏上了被遣返原籍的漫长路程。许多人因为缺少食物，在半路上死于饥饿。就算是活到了原籍，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原本就是因为破产没了活路才逃亡，现在被遣送回来就可以丰衣足食了么？历史虽然没记载，但是我们也推测不出什么美好的结局。
刘通、石龙的叛乱平定没几年，由于旱灾，中原地区的流民不顾朝廷禁令，又开始流向荆襄地区。到了成化四年，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已有三十多万。面对形势，朝廷还是老办法。
一是加强管理、巡查，防范流民汇入，二是抚治。抚治就是清查户籍，发放一些口粮，然后遣返回籍。之前也已经说过了，这种遣返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作用是一些流民饿死于遣返的途中，这确实减少了流民的绝对数量。
在自然灾害的推动下，流民继续大量涌入荆襄地区，到成化六年，官方统计的数量就有九十八万之众，实际怕是已接近两百万人了。
这个时候朝廷的一些官员也开始意识到深层次的原因，例如礼科给事中张宾上奏指出，荆襄流民聚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原籍遭受灾害后，官府并未及时豁免他们的赋役。与其在荆襄这个地方堵，不如在各地减少流民数。
张宾的建议姑且不论朝廷是否接受以及执行情况，他的建议最多也只能解决流民汇入的问题。目前在荆襄的百万流民怎么处理呢？
朝廷大概是两种意见，主流就是抚治遣返流民，同时准备大军以应对不臣。另一种意见比较小众，知县陈文伟为代表。他认为朝廷不必花钱进剿，倒不如在此处划定新的州县，将这些流民就地重新附籍。
这样流民可安居乐业，也可以为朝廷增加税赋。而且这些流民把地占了，后面的流民见无地，自然不会再来了。这可谓是治世良方了，但不知是囿于祖制，还是人微言轻，朝廷并未重视还是用过去的办法，禁入加遣返。
历史总是重复，很快矛盾激化，又有人举起了反旗。此次为首之人叫李原，人称李胡子（可能胡须浓密）。之前是石龙的下属，刘通、石龙失败时，乘乱逃跑，后又潜回荆襄。
成化六年十一月，宪宗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会同湖广总兵李震等进剿荆襄流民叛军。此次任命在明朝历史上都很罕见，首先是文官第一次正式成为大军统帅，第二没有派遣监军。
为了一战成功，项忠不光请调京营神机营火器助阵，还从湖广的永顺、保靖调来苗兵（苗兵战斗力强，但是杀戮、抢劫平民更强）。成化七年七月，明军已对屯驻在竹山县的李原部、均州的小王洪部成八路合围之势。最终将李原、小王洪围在官渡和龙潭沟，明军大胜，斩首1000余级，生擒李原、小王洪及其下28700余人，是为“竹山大捷”。
随后继续清剿叛军残部，抓获李原余党王安、王通等280余人，斩首640级。成化七年十二月，项忠、李震向朝廷献俘。李原、小王洪等头目23人被凌迟，其下部将53人斩首，家属53人给配功臣为奴。至此针对第二次荆襄流民之乱的征剿结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被解决可以高枕无忧了。如何才能防止旧病复发呢？项忠和李震为此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主要内容是：第一，告示民众，凡自愿返回原籍的，官府免除全家三年徭役，以往公私债务一笔勾销（不愿意返籍的每户抽一丁戍边，其余全部强制遣返）；第二，加强荆襄地区的禁令处罚，以后再犯禁的枷号示众一个月并充军边关；第三，增加荆襄驻军，加强防范。
这和第一次荆襄之乱的处理区别不大，那具体效果如何？到成化十二年初，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聚集了三四十万人。眼看着局势又要紧张起来，怎么办？
朝廷的一些官员开始反对一味驱赶流民返籍的“严防死守”，主张就地附籍，安定民生。经过数年的反复之后，宪宗也觉得别无他法，于是接受建议，成化十二年五月敕命左副都御史原杰赴荆襄招抚流民。
原杰到达荆襄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此时荆襄有流民十一万户，总计四十四万人，主要来自山东、山西、陕西、江西、四川、河南、福建。如果遣返，工作量大不说，还很容易闹出祸端。
于是原杰上奏请求在荆襄新开一府，即郧阳，以便就地附籍流民。对于附籍则采用自愿附籍的原则，去留自便（实际几乎无人返乡）。并增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加强荆襄地区的军事力量。
针对荆襄地区地跨湖广、河南、四川、陕西四个布政使司（省），请求新增巡抚一名（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宪宗“诏悉如议行之”。荆襄随后即大治，直至明亡。
原杰抚治荆襄看上去云淡水清，没什么激情四溢的情节，但是对于明朝，对于当时的流民，功莫大焉。对明朝来说，不用发兵征缴浪费钱粮不说，还增加了赋税-- “湖广熟，天下足”。
对于荆襄流民来说，此举相当于把他们从地狱拉到了天堂。原来的遣返即便是不死在遣返的路上，回到那个无法生存的家乡又能怎么样呢？
为什么这个困扰明朝几十年的问题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就“圆满”解决了呢？是之前的官员们都太蠢么？这倒不是，撇开部分官员为军功而故意主剿激化了矛盾不说，几十年解决不了，是因为一直无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流民问题。
正统年间明朝开始大规模地出现流民，最初朝廷想靠严厉的手段制止军户、农户大规模逃亡，所以才不肯在荆襄采用原地附籍的方法。因为这会变相地鼓励平民逃户，破坏大明的根本–户籍制度。
到了成化十二年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样反复清剿除了少数官员借军功升官发财之外，朝廷耗费大量军费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既然解决不了流民问题，那就先解决这个流民汇集的问题。起码其它地方不会汇集数量如此之多的流民，即便是动乱也都是小打小闹。
事实就是这样，之后由于流民而起的民变是此起彼伏，正德年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刘六刘七起义”，但是明朝依然无法根治流民问题，直至明末大明被流民彻底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