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外打工有十年。十年中，父亲大概每年回家一次。一般而言，过年回了，其它时间就不回，其它时间回了，过年就不回。今年家里买了新房，因此，即便父亲年中已回过一次，今年过年也回了。

父亲回来的那天，人还在路上，作为女儿的我就已他通了几次电话，目的是了解客车到了哪，安排时间去接。

估摸父亲要到了，我这才出门。到了汽车站发现，新家离汽车站并不远，小车五分钟，如果走路，也就二十分钟。我把车停在进站口。从各地驶来的客车通常在此停靠。车停这，准没错。果然，没等两分钟，一辆灰头土脑从省城开来的客车出现在面前。我窃喜时间估摸得不错，不无期待地紧盯着这辆慢慢开到跟前的客车。

首先下车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黑色运动服，白色背包，接着是一位老人，神情肃然，动作缓慢，后面跟着的中年男人，颇有风度，耐心地等，只是脸上并不愉快。陆陆续续乘客都下来了，无一例外着深色衣服，一如冬天萧瑟，晦暗。我没有见到父亲。正有些懊恼，父亲的电话来了，他已经在客站了。回头一看，不知何时还有一辆省城来的客车停靠在站台，旁边已然站着一群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

我连忙上车，二十码的速度匀速前进。看到父亲了。他背对着我，但那姿态，那背影，是父亲无疑。我按响喇叭，父亲回头，看到我，一脸灿然。

父亲穿着件不知从哪里淘来的黄色皮衣，皮衣拉链坏了，也可能只是故意，潇洒地敞开，露出触目惊心的红衣。下身深蓝色的西装裤，照旧脏得看不出颜色，脚上是来历可疑的黑色运动鞋。我下车，招呼父亲，把行李放进后备厢。父亲行李不多，除了一个旧而轻的旅行箱，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电风扇，一个体重秤。自然，都是旧的。

等我坐回驾驶室，父亲也打开了副驾驶室门，准备坐进来。我看到他缓缓侧下身子，先把一只脚放进来，坐稳了，又慢慢去抬另一只脚。放另一只脚的时候，父亲脸上露出疼痛的神情，那只脚显然受了伤，依赖手的帮忙，才缓缓挪了进来。我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说，前段时间搬东西崴了神经。我照例说了几句要去医院看之类的话，父亲唯唯地听，仁和地笑。

父亲进来的时候，一股几乎令人作呕的气味直冲我的鼻腔。那是混杂了老人气，口臭，以及烟味之类东西的混合物。好在鼻子的适应力强，异味只是短暂冲击了我的呼吸系统，没多久，我便浑然不觉，与父亲谈论起沿途变化。

父亲上楼又显得笨拙起来。象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他先把好的那只脚抬起，站稳后，另一只脚渐渐升高，轻轻地放在好脚旁边。好在新家在一楼，台阶只有十二步，没费多长时间，父亲已被站在门口的母亲迎进去。

进门后，母亲依旧忙着手中的活，口里殷勤地回答着父亲的问话。两个外孙女在旁蹦蹦跳跳，奶声奶气。父亲笑着叫我把他的行李箱打开。行李箱轻得可以，里面只有一件我许多年前买给他的西服，一件暗棕色毛圈大衣，以及一卷大号透明胶和一把饭店用的调羹。父亲又让我把行李箱的夹层打开，一袋糖，一袋夹心蛋糕在那呆着。

“来来来，吃糖吃蛋糕。”父亲招呼。孩子们围了过来，各人伸手去抓，放在口袋，又嬉笑着跑开。

“这糖二十四元一斤，还好吃。”父亲说。我捻了一粒，剥开糖纸，放进口里，简直甜得腻人，让人疑心放多甜蜜素。

吃过饭，父亲让我教他用微信。不知是网络不行，还是手机没设置好，微信始终不能注册。父亲说算了，反正也不常玩。在各个房间溜达一圈后，父亲说出去走走。

父亲的离开，让我如释重负，似乎表演暂告段落。

一直如此。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多关于敬畏。父亲不在家，我们兄妹三人嬉笑怒骂，轻松愉悦。不幸父亲在家，便如母亲所言，老鼠见猫，无人吱声。记忆里，父亲打过我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概是十一二岁的年纪，我和姐姐不知为什么起了争执，互不相让，父亲回来，二话不说，一人一个巴掌，这两掌打得前所未有，把我和姐都打懵了，连哭都不敢哭。哥哥更惨。父亲打他的次数多得数不过来。那个时代，多少人懂得教育孩子，尊重孩子，怎么想怎么来。父亲在家的时间少，即便生意不忙，他也是在外面应酬，玩乐。但即便这样，我也会想，如果家里没有父亲，多好。但我又知道父亲是爱我们的。只是，这种爱，需要慢慢体味。比如，半夜送生病的我去医院，脸上的那种焦急担心，是现在当了母亲的我更能感受的。

渐渐地，我们长大，父亲老了。因为做生意失败，为了还债，父亲在花甲之年去北京打工，靠为别人送货，当宿舍管理员等杂工，慢慢把债还清，还付了这套新房的首付。

大年初二，父亲启程，又要去北京了。他不无得意地说，跟公司又签了三年合同。如果公司解雇他，需要赔六个月的薪资。父亲走的那天，我们都去送他。父亲的脚还没好，我们看着他检票，进站。上车时，他的两只手紧紧抓住门边的栏标杆，借助双手的力量，把自己送上了客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