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坐绿皮车出行，是那个时代的常态，高新刚已经习以为常。从乌鲁木齐到北京七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旅程，返返复复的四年中，已经让他对坐火车旅行没有了任何一点的新鲜感，无论是火车上人们的状态还是可能遭遇到的状况，没有任何事态能让他感到意外。

坐在火车上，人们自然而然地组织成四个人或六个人的小团体，在火车开动后的几个小时内就从完全陌生的状态变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因为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如果不是有某种特定的机缘，通常情况下，他们在此生中恐怕也就见这一次面。方向一致，尽管目的地不尽相同；提前下车的不会嫉妒后来下车的，好像后者占了什么便宜似的。他们的旅途虽短，但他们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后下车的也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却更多地经历了与前面旅伴的分别，结识新的旅伴，相识相伴然后再分道扬镳。

钱锺书先生说“人生像围城，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高新刚觉得人生是一次旅行，确切地说，是一次坐绿皮车的旅行，什么是自己的选择，什么是命定的，让有理性的人们见仁见智吧。

这趟旅程一如既往地平淡和波澜不惊，旅伴中没有出现对高新刚以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没发生任何有着潜在深远影响的事件，因此也就没有记述的必要了。

高新刚到成都三天内就找到了工作，是在一家所谓合资的洗涤用品公司做业务员。

他始终没有搞明白，去除水垢、污迹的除了强酸、强碱之外，如何能够做到不具腐蚀性，简单地说，就是不伤害人的手或皮肤。他相信，没有刺鼻的气味可以做到，但既要不伤手，又能轻松地除去马桶、浴缸上的锈迹污渍，恐怕真正的效果存疑。

他半信半疑地推销着各种包装、各种功效的洗涤液，按着经理的指示和所谓成功学的教导，践行着当时风靡世界的推销哲学。他查着电话簿，按着顺序，一家一家地打电话拜访，一遍遍地重复越来越顺溜的说辞；电话费其实也是昂贵的，何况公司的电话被先前的所谓明星业务员霸占着，公用电话常常是排着长队；公司经理更鼓励大家直接上门，去挨个敲一家家企业的大门，特别是宾馆和饭店（那时候“酒店”这一词还不多见）。而这些地方大多都有着门房或称传达室的地方，这第一道关口就让高新刚这样初出茅庐的楞头小子们吃了瘪。

推销，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能与之类比的可能是走村串户的货郎，其地位和身价与乞丐无异。经商的做派虽然不一定象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商店里营业员那“你爱买不买”的倨傲，更不可能达到“官倒”那样一张批条就挣钱的大手笔，但至少也要像颜勇他们现在干的，西装革履，拿着大哥大，与对方谈判着整车皮整车皮的盘圆、钢锭等抢手物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即使你是小本经营，也要装出在干大买卖的样子，这才是纵横捭阖于商战的诀窍。

高新刚哪里懂得这些。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后，差不多已是入职后的两个月，终于有一天，高新刚碰上了一家宾馆一位很耐心的女经理，在听了高新刚足足十分钟的推销套话后，果断地决定道，“只要用你的产品能把这个浴缸上的水锈除去，我马上下订单。”对着这个陶瓷浴缸上的小问题，高新刚忙活了一个多小时，那块并不太突出的锈渍并没有显著的改观，结果可想而知。事后，公司的经理解释道，说是要先将洗涤液喷在污渍表面，至少要等半小时，然后再用钢刷清理。这种方法成了悬案，高新刚以后再没有尝试过它真正的功效。这是最接近拿到订单的一次，此外就全是一次次的碰壁和无果而终。这中间，高新刚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那种轮辐直径28英寸的飞鸽牌。他骑着它在成都的大街小巷转悠，按着地图的标示，今天城东，明天城西地行动着。最远的一次，他从蜀都大道骑到了双流机场，来回三十多公里的路，他并不觉得怎么累。

从家里出来时带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了，虽然他租房子、吃饭化不了多少，但毕竟是只有出项没有进项。他也不愿意开口向颜勇借钱，何况颜勇的日子也不象他表面上所表现得那么宽裕。

好在正当其时，颜勇的舅舅，某个杂志社的摄影记者，想开个照相馆，跟上当时妇女都热衷拍写真的热潮，趁机赚点外快。这样，高新刚就和颜勇的弟弟——颜小三成了舅舅的伙计或称帮手。颜勇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弟弟排行第三，姑且就称小三，他的大名高新刚忘记了。

舅舅租下了一个临街的二层铺面作为经营场所。一层作为接待和制作的场所，二层则是拍摄的主要场所，晚上就成了高新刚和颜三两人的卧室，铺开行李，就睡在木板地上。一层除了当街的卷帘门，进门的柜台和一组已经老旧的沙发，值得提及的就是藏在通向二楼的那个窄窄的转折木楼梯下的小小暗室，舅舅把这里变成了真正摄影用途的暗室，底片的放大和显影、定影，相纸的烘干等等都在这里进行。二楼上挂了一道帘子，方便客人更换衣服，同时摆着两组背景灯和两组脚灯。

舅舅要求做三个背景板，一个红色，用于拍证件照；一个蓝色，多用于拍写真；一个灰色，用途广泛，适合各种情景。这三块背景板都是用整张的三合板，外面先粘贴包覆一层白纸，然后再用喷枪喷涂上颜料。说起来好像不复杂，其实做起来难度不小：首先，纸要贴敷平顺密实，不能起褶皱，也不能起鼓；其次，喷涂时要均匀，避免深一块浅一块，肉眼有时觉得没问题，可灯光一旦打上，在照相机的镜头里，所有的弊病都无所隐藏。为避免误解，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彩色照片已经流行，但是传统的以银离子为显影材料的黑白摄影还在大行其道。舅舅显然是看到了当时的大趋势和消费者的时尚需求，很好地利用了自己既有的资源和优势。他用于赚钱经营的两部照相机，一部是120底片的哈苏相机，一部是135底片的尼康相机。哈苏相机，高新刚在高档摄影器材店中看到过它的价格，两万多人民币，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民币。尼康相机差不多也要将近两万人民币。高新刚在制作背景板时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细心和创造力，完工后对作品很满意，特别是那块灰色的背景板，舅舅也对他的动手能力给予了赞许，因此也就不太吝惜，同意让高新刚在闲暇时摆弄他的宝贝相机。

店里来的顾客通常是还有些姿色的中年妇女。拍照时，高新刚和颜小三呆在一楼，或是在剪裁相片的成品，或是制作相框，舅舅并不让他们在二楼帮忙。具体的拍摄过程和客户愿意配合或敢于裸露的程度，他俩也无从知晓。但是，成品并不能躲过他俩的眼睛。那些进出店门躲躲闪闪，神情扭扭捏捏、半遮半掩的半老徐娘们，当来取她们固化的风姿时（大幅写真都装裱镶上相框，为尊重隐私起见，都加了封套），面对两个小毛孩子却也难掩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尴尬。面对这样的顾客，他俩在当面谦恭有礼，在背后少不了讽刺和嘲笑。那时，性感这一词汇还不盛行，高新刚对于性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他很看不起那些顾客试图抗拒岁月的侵蚀留住暂时的美丽的行为和背后的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