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原来是公社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公社党委决定将初中和高中部分开办学。
当时，公社的办公地点迁到了离县城更近的公路沿线，高中部就新建在公社办公地点附近。高一第一学期开学不久，我们全校高中部的两百多名师生，沿着公路步行三十多里路，靠着肩扛车（架子车）拉，将学校搬到了新校址。同学两百多名师生一字排开，行走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前望不见头，后看不到尾，那壮观的场面，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学校办学条件非常简陋，新盖起来的房子，除了几间教室之外，再就是老师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我们这些住校生的宿舍，是几孔农民废弃的窑洞。没有床板，学校只负责在地上铺上一层麦草，我们把从家里拿来的铺盖铺在麦草，就成了晚上休息的床。天气暖和的时候，还能将就；可一进入冬天，躺在床上，同学们个个冷得上下牙齿打嗑。大家蜷缩着身体，挤在一起取暖，直到后半夜，冻僵的身体才能暖和过来。
我父亲把装过化肥的袋子和在井队旧麻袋，用针线连在一起，里面填上麦草，缝制成“特殊褥子”，上面还铺着大哥送我的狼皮褥子。所以，我的床铺比其他同学高出了一大截，每天晚上比其他同学入睡得早一些。
那时，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只给学生提供开水。住校生每周要从家里背六天的干粮，带一罐头瓶咸菜，我们的每顿饭就是开水泡馍就咸菜。学校开水房是一个四面透风的简易房子，每天只烧两大锅开水。如果那位同学打水不及时，打到的就是半搪瓷缸子混浊的开水，当开水澄清的时候，就凉了，不能泡馍了，只能啃干馍。因此，每天到了开饭时间，同学们提着搪瓷缸子，争先恐后地到开水房前排队打水。
在开水房，学校并没有安排管理人员。有几个调皮男生，打了开水并不离开。他们看到有女生打水，就故意推来搡去。开水房里经常传来女生被烫后发出的叫声。这几个调皮学生的头儿是我的一个堂侄，只要看见我，他就喊一一嗓子：“让开，我姑来了！”这个时候，不管是那些闹事的，还是正准备打开水的，他们马上会让出一条道。我打完开水刚离开，开水房里又是叫声一片。
从家中带来的干粮，三天后就开始长毛。一开始是白毛，到后来就成了绿毛了。馍长了毛，可不能扔掉。扔了就意味着后面几天要饿着肚子上课，饿肚子的滋味，可比吃长了毛的馍要难受好几倍。
父亲担心我吃了发霉的馍，会生病，他想学会骑自行车，每周中途给我送一次干粮。那时，年过六旬的父亲在生产队的大场里学了三天自行车，最终因受过伤的胳膊使不上劲，而不得不放弃。后来，哥嫂给我准备了煤油炉子和铝锅，每周还允许我从家里带上一点白面。我不用吃发霉的馍了，父亲才放心了。但是，大多数同学都是吃着发霉的干粮，艰难地度过了高中两年生活。虽然我们的高中生活如此艰苦，但很少有同学中途辍学，同学们都坚持读完高中的两年课程，拿到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
初选考试过后，大多数同学落选，只有我们十多名学生有机会可以正式参加高考。在这十几名学生中，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女生。带二班数学的苏老师，为了改善我们几个的生活，他把自己的锅灶提供出来，让我们自己做饭吃。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周时间，但我们从心底心十分感激他。
可是，在我们高中毕业不久，苏老师因车祸而离世了，连我们回报他的机会都失去了，令人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