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既然疾病的来源那么少，因此，几乎不需要药物，尤其不需要医生。在这方面，人类的情况并不逊于其他各类动物的情况。从猎人那里我们不难了解，他们在打猎的时候，是否遇到很多有残疾的动物。他们曾经遇到不少的动物受过严重的创伤而已很好地结了疤，有的曾经折断了骨头甚或肢体，但它们的痊愈并不是由于外科医生的治疗，而是由于时间的经过，除平常生活外，也没有任何生活上的护理，同时，它们也不曾受过手术的痛苦和药品的毒害以及忌食的折磨，但它们的痊愈还是同样完好。总之，无论精良的医术，对于我们能有多么大的效用，但总可以断言，害病的野蛮人，虽然无人照管，除把希望寄托于自然外，别无指望，可是另一方面，他们除自己的疾病外，也别无畏惧，这就往往使得野蛮人的状况优于我们的状况。
这一节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疾病的来源少，因此几乎不需要药物，有其不需要医生。这个论断是片面的，我们来看一段战国时期韩非子的记录，看看自然状态中的人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
这一段记录说明了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并非如卢梭认为的那样幸福，相反，生活的质量根本无法跟文明人相比。卢梭自己身体多病，经常依赖医生，也许他以为自己这样的体质是由于文明的发达所造成的。所以向往自然状态中的人。但是他断言自然状态中的人几乎不需要药物是不正确的，其实他们根本还无法识别药物，有病只能撑着拖着，等待死亡的来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当然，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野蛮人当然是生命力比较顽强，不易于感染疾病，所以显得很健康。这与时代无关，而与生命的个体素质差异有关。卢梭生活的时代也有大量身体健壮有健康的文明人，只是卢梭没有提及而已。
因此，我们应当避免把野蛮人和我们目前所见的人混为一谈。自然用一种偏爱来对待所有在它照管之下的那些动物，这种偏爱好象是在表示自然如何珍视它对这些动物加以照管的权利。在森林里的马、猫、雄牛、甚至驴子，比在我们家里所饲养的大都有更高大的身躯，更强壮的体质，更多的精力、体力和胆量。它们一旦变成了家畜，便失去这些优点的大半，而且可以说，我们照顾和饲养这些牲畜的一切细心，结果反而使它们趋于退化。人也是这样，在他变成社会的人和奴隶的时候，也就成为衰弱的、胆小的、卑躬屈节的人；他的安乐而萎靡的生活方式，把他的力量和勇气同时销磨殆尽。而且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差异，比野兽和家畜之间的差异必然还要大一些。因为自然对人和兽虽然一视同仁，而人给自己比给他所驯养的动物安排的种种享受要多得多，这便是人的退化所以更为显著的特殊原因。
这一段卢梭仍然拿野蛮人与文明人对比，从而控诉现代文明人的退化，他用自然中的动物和被驯化了的家畜对比，断言家养牲畜要比野生的要退化，然后转到文明人也类似这样。这种论断极其片面，完全是为了批评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前的各种人类文明而专门来歪曲事实的，或者说是以偏概全的。人类文明社会固然存在着人类的某些人退化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状态的野蛮人就没有退化现象，恰恰相反，自然状态中的退化的野蛮人都被野兽和疾病淘汰掉了，所以我们只看见了健康的野蛮人，而文明社会这所以能看到相当数量的退化的人类存活，正是人类文明先进使然。而卢梭认为这是倒退。假如不是卢梭别有用心，就一定是犯迷糊的。因为这是拿野蛮人的优点和文明人的缺点做对比。所以得不出正确结论的。我们在阅读后面的论述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给卢梭华丽的语言给带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