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姓李，除此之外我并不知道他的全名。但我在吉隆坡待的四个夜晚，我们基本每晚都在一块喝酒聊天，有时候会偶遇有时候则是约好，因为我们俩大概是整个唐人街除了赌博破产而沦为流浪汉的人群外，所有人中最无所事事的。我们相识在一家新开的牛肉面餐馆，店主是上海人，那天晚上李哥和他几个朋友同处一桌，像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我百无聊赖提溜着几罐啤酒在大街上游逛，加入了他们的酒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不过是才认识而已。
李哥四十来岁的样子，相貌很端正，身高一米八几，曾经是山东某事业单位员工，待遇颇高，并且开了几间连锁烟酒店，但这几年因为yiqing烟酒店都接连倒闭，从风光一时到负债累累，因此不得去辞去单位的职务，转而到东南亚几国寻找创业的机会翻身，眼下他的目光投在了拥有上千万华人的马来西亚，他已经在马来西亚待了有段时间，但迟迟没有合适的行业创业。
他每天都在观察着唐人街的各色餐饮摊贩，什么是好卖的，什么是成本最低的，什么是利润最大的，什么是最容易回本的。他盯上了一家酸菜鱼摊，这家摊位占据了一个相当好的路口位置，姐弟俩轮流出摊，靠卖酸菜加工的罗非鱼发了家。罗非鱼的成本很低，但是卖价却翻了三四番。他细心计算，除去成本，生意红火的这家摊位，每日利润进账有大几千。
他觉得这行是可以复制的，虽然自己并不懂烹饪。于是他着手谋划合适的摆摊位置，他马上发现附近一家文具店前的空地。空地属于一个华人老太太，其实已经被她的摊车占据，但老太太衣食无忧，这处摊位基本上很少出摊。大哥每天都在等待老太太的出现，也四处打探她的消息，但在我离开吉隆坡前，我想他都没有能和她见上一面。
于是那些天，我们基本都会在晚上坐在一家粤菜馆前，喝酒抽烟聊天，和粤菜店的老板娘一起谈论各自的生活和价值观，谈论马来西亚和中国社会环境的不同。但李哥或许对东南亚的翻身之旅和自身年龄已经陷入了自我怀疑，他离过婚，并没有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在马来西亚，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他一般都是睡到下午才起床，他的动力感丧失得很厉害。
他已经摸透了唐人街附近的状况，虽然他几乎没有去过吉隆坡别的地方，他只会讲中文，几乎不会英文，所以只和说中文的人聊天。他带来的钱在慢慢消耗完，所以他已经知道小卖部最便宜的烟和最便宜的酒是哪几种？而事实上他对酒过敏，身体也并不是特别好，过去他也不太抽烟。
在粤菜馆关门前，参与我们聊天的当地华人或黑户中国人一一离去，我们只能转战便利店门口，还是话题不断，只不过他就不喝酒了，烟却不停。他跟我讲诉每一个躺在大街上过夜的流浪汉的故事，基本都是因为赌博破产或者子女不赡养，他看不太上他们。但他也觉得这些上了年纪的流浪汉，日子过得真的很自足，虽然没钱，但却有钱就拿来喝酒抽烟，睡在肮脏的地板上，醒来就喝一口啤酒。他说有点后悔当初没有跟着朋友一块去西班牙，出国的时候他们是一行人，胆子大朋友的买了去塞尔维亚的机票，然后一路越过各国边境走到西班牙，成为黑户，等着待满几年，西班牙给他们正式的国民身份，但至于以黑户形式待在那，那日子李哥觉得并不会太轻松。
等待磕得满地瓜子，大哥也觉得没有太大兴致，就带着我把并不大的茨厂街逛了一圈。走到每一间店铺或旅馆前，他都会告诉我，它们挣不挣钱，他已经把周边走了个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但他其实并不对此很有热情。我走在他的一侧，个子比他矮了一截，很不匀称，但是话题里却一直能和他滔滔不绝。这样的漫游大概有两次，第二次我提议去茨厂街外围的市区走走，但刚走出茨厂街，他觉得太累了，于是他就转身回了他租住的小房间，而我还在漆黑的夜间散步了很久，一直走到茨厂街的鬼市开市。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我又去了华人城市怡保以及最后一程槟城，期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拜托我看看这两座城市餐饮业好不好做，竞争大不大，消费高不高。后来他一穷二白，只能向我们时常喝酒坐到关门的粤菜店的老板娘借了6000马币，老板娘心地很好，很痛快地借了他。大哥问，你不怕我不还你吗？老板娘回答他，如果你真的不还，那也没事。
后面我偶尔想起来李哥，还是会问候一下他最近的情况，我们没加微信，只加了国外一个只能聊天的软件whatapp，但话语里我感觉他过得越来越绝望，他在我离开马来西亚之后，又去了槟城寻找商机，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做，把身上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且时不时地喝醉酒。前段时间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已经回了中国。他的那个不常在线的聊天软件，依然还是最初的那个名字——流浪的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