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0年的夏天来到那个叫做望海寺的海滨小镇。当时的情景只剩下一些记忆的碎片。我们捻转坐了几趟火车，很多时候迷迷糊糊，只记得车厢里挤着很多人，横七竖八的靠在巨大的包袱上昏睡。终于在一个夜里到达了锦西站，印象中只有昏暗的站台，和站台上几点冷冷的水银灯。我背着一个小水壶，搬着一个小板凳--那是我唯一搬得动的东西。站台上空无一人，爸爸妈妈姐姐他们好像是有什么事情，留我一个人在那里看守一大堆行李。多年后我跟人讲起这段经历，作为曾经的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社会的例证，却总是被质疑。原因很简单，那一年我3岁，人们怎么可能相信一个三岁孩子的记忆？但那一幕景象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那冷冷的水银灯光都不曾微微泛黄。
初到望海寺我们一家住在文化宫广场旁边的招待所，楼下是饭店，早上人们排队买豆浆油条。那油条放了很多碱，黄黄的，很多时候黏在一起，一点都不蓬松。关于那段时间有两个画面非常清晰，一个是我午睡醒来，妈妈正坐在床边和某个阿姨聊天。我盯着床边，墙上白灰落了一大片，脱落处不知谁用彩色粉笔画了些什么。午后的阳光斑驳的洒在那面墙上，画面定格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另一个是二姐从楼层的公共厕所跑回来，惊恐的报告黄黄的粪便溢出了便池。写下这段文字时，二姐夸张的表情又浮现在眼前，历历如昨。
后来我们就搬到了3-14，在四楼。印象中四楼很高，门口是一个很大的垃圾箱，垃圾是从各层楼道里一个小门中抛下。按理说门口就是垃圾箱应该很脏，但我童年的记忆里却从没有脏乱与异味。14年春节我回望海寺，专程故地重游。一瞬间我感觉时间仿佛凝固了，似乎穿越回了30年前，一切都没有变，但一切又似乎小了很多，恍惚中不知身处哪个时空，徒留一个中年汉子在寒风中潸然泪下。
房间很小，被隔成两间，我跟爸爸妈妈睡在隔出的里间，两个姐姐睡在外间，外间还有个沙发，兼具客厅和餐厅功能。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妈妈在里面忙碌时，我进去都嫌拥挤。厨房有个小阳台，但居然没有门，需要翻窗而入，而我至今不解既然设计了阳台，为何又没有门？
那时候二姐还没有上小学，妈妈也还没去工作，在家里二姐就跟我吹牛。她说毛主席非常厉害，一拳就能把我们房间的墙打穿，但列宁更厉害。如何厉害呢，她用脚踩住一个小板凳，就是我千里迢迢从老家搬来的那个小板凳，绘声绘色的说，列宁一脚就可以把这个小板凳，穿破水泥地板，跺到楼下去。对政治人物的宣传，是如何投影到学龄前孩子的脑海里，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有一次妈妈去菜场买菜，我和二姐在家里。风吹动了屋角的蛛网在晃动。二姐吓唬我说有妖怪来了，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了，于是我们两个躲到厨房里，用小板凳堵上厨房的门。妈妈回家后发现了躲在厨房角落里吓得发抖的姐弟俩，着实笑了我们好一阵子。而那时我想的就是，如果我是列宁就好了，我一定不怕那个妖怪。
望海寺在80年代初的时候经过一次大规模的翻建。那是望海寺最浩大的一个工程，地震棚被拆除，文化宫广场修建了花坛，儿童乐园和海滨公园应该都是在那个时间修建。从我们4楼的窗户看下去，就是通往职工医院的路，那里被挖开修路，但地势较低，一到雨天，积水淹没，就看不出哪里被挖开了，那里是路。有一天大雨，我们姐弟三个伏在窗前，看过往的人，或撑伞而行，或骑着自行车从水中趟过。每当有人摔到坑里，浑身湿透，我们三个就没心没肺的拍手大笑。后来爸爸知道了，一通严厉批评。之后就再没有过这种幸灾乐祸的机会，但之后无数次聊起，却总被我们姐弟三个引为童年最有趣的事之一。
夏天照例少不了冰棍儿。开始是1分3分，后来涨到3分5分了，3分的是一坨甜冰，5分的就是雪糕了。大姐掌握着几毛巨款的零花钱。那时候妈妈已经去上班了，暑假大姐带着二姐和我在家里，下午听到外面骑着自行车叫卖冰棍的小贩经过，于是姐弟三个一起跑出门，急着要去买冰棍。刚出门，砰的一声，风吹关了大门，而姐姐忘带了钥匙。应该是邻居的某个叔叔给爸爸打了电话，于是当他匆匆忙忙骑自行车赶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姐弟三个齐齐坐在家门口的楼梯上，嘴里还含着早已吃完的冰棍杆儿。
那时家里没有电视，爸妈经常带我们全家去文化宫看电影。我那时对电影毫无兴趣，因为看不懂，所以全无印象。当时放电影前总会放一些宣传片，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个工人钻到一个大铁罐子里面，然后就爆炸了，想来是当时的安全生产宣传片。画面估计是太惊悚，至今脑海里还能浮现出那个画面，也着实让我做过好多个噩梦。还记得一个电影叫《笑比哭好》，唯一的印象就是有一个人在不停的笑，另一个在不停的哭，而我觉得莫名其妙，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何哭又为何笑。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大人的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诞。
上小学的前一年，爸爸去大连试航，一去就是半年。那时候通讯不便，中间只有书信。我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过来的。最大的困难是液化气罐。各家需要把气罐扛下楼，交给指定地点负责收气罐的人。空罐弄下去容易，装好了弄上四楼就比较难。妈妈用一根木棍，和11岁的大姐两个人，晃晃悠悠，一点点挪上去。有时候碰到同单元的叔叔路过，总会出手相助，那时候的邻里关系还是很和睦的。扛米，扛气罐，是那个年代家里男人最重要的职责。直到初中，可以把液化气罐扛上楼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自己长大了，是一个男子汉了。
居委会有个孟阿姨我很不喜欢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她的样子看起来比较凶，也许是她逗我的方式让我觉得被冒犯。一次她到我家里做客，妈妈让我背一个儿歌给她听。我不知为何竟然很想让她难堪，背了一首在老家从大孩子那里学来的有点粗鄙的儿歌。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妈妈的脸色的变化，她没有斥责我，但我已经意识到自己过了火。到今天妈妈那个脸色的变化仍然印在我脑海里，成为我内心一个小小的愧疚。前几年过年时跟妈妈提起，她已经完全没了印象。那时我几岁？4岁的样子吧，总之那个粗鄙的儿歌，我再也没有背过。
由于属于“超生”的，我没有资格进船厂的子弟幼儿园，因此我的学龄前是在各处捻转中度过的。有段时间我被送到道口的一个小幼儿园，每次妈妈送我去，我从来不哭闹。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妈妈要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放声大哭，妈妈很奇怪，只有回来哄我，耽误了好一阵，我突然就不哭了，之后再也没有哭过。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单单那次我会哭，我更愿意相信是那次哭泣让妈妈躲过了一次险境吧，冥冥中一定有种力量在安排着这一切。多年后送女儿去幼儿园，女儿也从来不哭，但我特别能理解那些哭着不让妈妈走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她们这样哭，一定是有缘由的，虽然大人们不懂，虽然有时候她们自己也不懂。
我曾经被托管在邻居一个王阿姨家里一段时间，后来被送到一个刘姥姥那里。刘姥姥退休了，在家里带了三五个跟我境遇相同没法上幼儿园的船厂孩子。我曾经的记忆也就只有打破了她家里的热水瓶。我初一的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去菜场，碰到刘姥姥，她认出了我，兴奋的用双手捧住我的脸，叫着我的小名，不停的说都这么大了，都这么大了，几乎老泪纵横。而快到青春期的我，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之后再也没听过刘姥姥的音信，不知道她是否还健在，如果健在应该近百岁了吧，希望她能原谅我的无礼。
后来慢慢就长大了，大到那个小镇再也容不下我的梦想。当我背起行囊登上火车的时候，甚至头也不回。要是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亲近那座山，那片海和那些人，我一定不会走的那么决绝。这一别就是20多年，而望海寺，成为了只有在梦中出现，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小时候，总把自己当做外乡人，现在才知道，对我而言，那时的外乡才是故乡。你在哪里长大，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儿子也到了我初到望海寺的年纪。14年春节的时候带女儿到望海寺玩儿，她穿着一双小红鞋，在海边白皑皑的雪堆上跑来跑去，非常开心。她说，爸爸，望海寺这个名字太好笑了，你是在寺里长大的，你是个小和尚吗？是的，在那个纯真的年代，我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和尚，在望海寺那一片净土上快乐成长。
2017年1月2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