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传播与技术（ICT）的进步为精英阶层有组织地操纵信息提供了便利。面对真相A和真相非A的罗生门，普罗大众并不具备自我防护的能力。为应对新挑战，作者倡议构建传播学2.0以帮助提升个人、组织和国家的信息实力。
关键词：传播学；战略传播；信息操纵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笔者以为，变局并非单向度的，而是综合体现在政治、信息、军事、经济、科技（合称DIMES）诸方面。需要提别关注的是，近十几年来，信息的战略价值加速提升。2020年11月4日，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社发布的年度报告《2020战略评估：进入大国竞争新纪元》提出，如今大国之间要在政治与外交、意识形态、信息、军事、经济五大领域中争夺相对优势。事实上，在当今时代，大国竞争主要是以信息形态进行的：一个国家在任何领域的优势，如果不能及时转化为信息优势，其战略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真相A与真相非A的罗生门
人类传播生态已经发生巨变，但是人们在思考信息环境演变时，往往聚焦于信息需求侧的变化（A）和供给侧的调适（B），而常常忽略B对A的反向刺激，以及这种开放式循环潜藏的种种风险。用发展的眼光看，A引发B，B刺激A’，A’引发B’，如此反复，形成一个持续深化的螺旋。笔者忧虑的是，这一连锁反应正在被蓄意利用以谋求私利，而对此公众并不具备所需的防护能力。这势必会进一步恶化人类传播生态。
从传播史看，有两个网红新概念试图描写信息需求侧的变化，一是“后真相”，二是“信息茧房”。在一定程度上，二者互为因果。事实上，还有一个杜撰的新词被用于描述信息需求侧的变化机理及其后果，那就是“真相坍塌”（truth decay） 。“在美国公共生活中，事实和分析的作用在衰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信任美国政府、新闻媒体和学术界了”。对这一现象，兰德公司专家称为“真相坍塌”[1]。这与经典概念“塔西佗效应”有相通之处。
2017年2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凯莉安妮•康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时任白宫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的谎言辩护。康伟说，斯派塞提供了“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节目主持人随即回应道：“另类事实不是事实，那是谎言。”笔者将“事实”与“另类事实”的关系表征为“真相A”与“真相非A”的矛盾。现实中，某些势力推销真相非A的意志十分坚定，能量十分强大，手段隐秘而富于创新，而这已超越了“信源竞争”的性质。
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帮助下，某些组织对信息环境的干预日益强大并富有成效。2021年1月13日，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发布报告称，2020年世界各地网络部队的活动持续增加，至少有81个国家利用社交媒体散播计算宣传和虚假信息，至少有48个国家的私营公司在提供信息操纵业务。对这种现象，牛津大学研究团队称为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组织化、产业化散播假消息），而笔者称之为“有组织的信息操纵”（Organized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简称OIM）。OIM使得真相A与真相非A的对决更加复杂甚至惨烈，在某些特别重大而机密的议题上，“无影灯效应”锐减，求证新闻真实成了一个无限漫长的过程。
构建传播学2.0是自我救赎之道
传播学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诞生于美国。笔者曾两度负笈欧洲研修传播学。2007年，我在个人文集《用信息颠覆世界》扉页上写道：“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是一种攻防兼备的谋略艺术。”由是观之，笔者深受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塑造。遗憾的是，传入中国后，传播学的理论性持续增强，而实践性不断弱化，在中国语境下解释力与指导性日显不足，到了今天更有自娱自乐的苗头。从系统演化理论看，传播学急需“转型演化”方能确保其学科生命力。
2016年11月27日，笔者应邀出席“第四届国家传播战略高峰论坛”，并做了“升级传播理念，重视战略理解”的大会发言，倡导“萃取战略传播精华，升级传播理念，重视战略理解，构建传播学2.0”[2]。这是笔者首次提出传播学2.0概念。当时的思路是，传播学1.0+战略传播≈传播学2.0。依照传统理论，传播的技术水准主要体现在对传播要素的组合上：由谁来说？说什么？对谁说？在什么场合说？通过什么渠道说？出于什么目的？达到什么效果？这个层次的传播学，笔者称之为传播学1.0。那么，战略传播对经典传播学的主要贡献有哪些呢？笔者以为，可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传播目标方面。按照美国军方的界定，战略传播主要用于“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换言之，传播学1.0主要关注符号本身的运用策略及其效果，而传播学2.0则强调重构语境以调控符号的意义。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其语境，譬如一个圆圈，在阿拉伯数字表、汉语拼音表、英语字母表、化学元素表中的意义迥异。因此说，谁能决定事件发生的语境，谁就能控制事件的解释权。
其二，传播介质方面。在传播学1.0时代，传播的主要介质是语言（和图像），而在传播学2.0时代，人类实践的一切形态和工具都是传播媒介，其中行动是最重要的介质，这与汉语中“听其言，观其行”不谋而合。在战略传播中，行动、语文和影像是三大介质。根据《美国国防部军事术语词典》的定义，战略传播的介质涵盖项目、计划、主题、信息、产品和行动。笔者以为，我们应该超越战略传播，从更高维度来界定传播介质，所以笔者在教学中一直将传播主体分为个人、群体、组织（含非媒介组织和媒介组织）、国家制度和社会现实。
其三，传播主体方面。传播学1.0主要关注单一传者的行为，而传播学2.0则重视对所有关键传者的整合。根据《美国国防部军事术语词典》，战略传播需要“国家权力机构各部门协调一致”地进行，而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列举的八大国家实力则包括国防、外交、经济、发展、国土安全、情报、战略传播、美国人民和私营机构。在实践中，大国都会重视境内外主体的配合，但笔者特别提醒要慎用隐蔽资源，避免形成“伪草根舆论”（astroturfing）印象。
其四，传播流程方面。传播学1.0主要关注传播计划的实施环节，而传播学2.0则强调基于理解和效果导向的从理解、分析、决策、实施到评估的闭环管理。所谓理解，是指认知和解读特定形势或场景，为高效决策提供语境、视野和预见。战略理解是对作业环境的系统性认识，以及关于战略传播与战略目标之关系的自觉、理解与传播能力，它是提高士气、增加灵活性的有效手段。理解的要点是目标受众与环境互动时的所有关切与逻辑。笔者要特别强调，先知己，方能知彼。
其五，传播体系方面。传播体系应立体化，实现多维度、多主体、多向度、多渠道的有机融合。早在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内外就有爱国贤达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当下的新冷战时期，建立和完善多元化传播体系是减少对抗式解读、培育商榷式解读和理想式解读的捷径。全民传播具有重构语境的巨大能量，这一点，只有参与一线交锋，因而深谙传播精髓的人员才会深刻领悟。全民外交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专业主张。
普及传播学有助于提升综合国力
在教学中，笔者会向每届学生阐述学习传播学的首要目标是提高自身的信息免疫力。建筑设计师眼中的大楼，与常人看到的肯定不同，同理，系统学习传播学后，就不难识别文本生产的动机、策略，进而预见其效果，也就不会轻易被操纵。在信息时代，这一点固然重要，但远远不够，人类还需要提升整体性的信息能力。所谓信息能力，简言之就是信息的获取、理解、储存、加工和传输能力。一般认为，在其他变量给定的前提下，个人的社会地位及价值实现与其信息能力成正比。
传播学的选择性机制告诉我们，人们更希望看到与自己既有认知或利益一致的信息，而排斥不一致的信息。加上被计算宣传精准操控，人类大有被封闭在“信息茧房”的趋势。更糟糕的是，某些势力正在蓄意扩大这种趋势（即OIM）以从中牟利，在国际社会尤其如此，所以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从长远看，我们无法通过杀戮或俘虏来夺取胜利。在20世纪，非军事行动——劝说和激励——是赢得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武器。在21世纪同样如此，甚至更为重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预言：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将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信息实力走在前面的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民的信息能力与国家的信息实力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
如上所述，置于不同语境中，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策、倡议与行动的解读时而背离我国的初衷。何以突围？我们急需系统理解目标环境，将传播作业点前移，纠正“重输出，轻输入”的痼疾，高度重视战略理解的价值和手段。根据战略传播理论，战略理解的对象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学两部分，前者指一个群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信仰和价值观；以及人们互动的规则，后者指个人行为、人际互动、社会/语境因素及其对行为结果的影响。人类动力系统受经济、宗教、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次引起世人注目，价值观差异时常被包装为“制度性竞争”，“关系赋权”造就了价值伙伴与价值对手。此时此刻，如何面向全球扩大有效的信息供给，就成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重大课题。笔者以为，面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年学子和各级干部）普及传播学，是关乎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件大事。而笔者所称的综合国力，不是用于控制他国和称霸世界，而是为人类扫除前行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进而达致“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毕研韬,林媛媛.“真相坍塌”挑战人类传播[J].青年记者，2018(31):43-44
[2]明海英. 向世界展现真实生动的中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1-30.
（作者为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南三略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
本文刊于《青年记者》2021（11）: 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