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追讨，父亲才愤愤的拿到三万块赔偿。这三万块对他来说即是慰藉，更多的却是无奈。
2016年七月，闷热的夏季刚刚崭露头角，我随父亲来到江阴月城镇的一家私人工厂从事泡料加工（塑料造粒，化纤）。
工厂位置极其偏僻，在一座大山的山腹中，我俩像隐居的高人，远离霓虹喧嚣。江阴靠近长江，夏季多雨，一到雨天最担心的就是塌方，好在没有发生。
当地多以家庭为作坊从事泡料加工，十几年前，基本上所有生产的作坊都大发“洋垃圾”财，近年由于洋垃圾禁止进口，环保，很多作坊都关闭了，剩下就是像我们老板这样，把厂子“隐藏”起来的。
本地人宁可拿八十块一天的工资也不做泡料加工，他们评价：脏、吵、熬夜、对身体有害。对于很多一无所长的外来务工人员，这却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只需付出体力，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产量按吨计算，一吨均价160-180，一晚上工作九个小时，三人可以做五吨。由于工业电的缘故，泡料厂基本都是晚上生产。
八月一个平常的下午，我在碎丝机前打丝，父亲不知什么原因对我无来由的一阵责骂，我气愤的停下手里的动作，蹲在车间门口抽烟，一根烟还没燃尽，就看到父亲失魂落魄的呆立在机器边。
右手包裹着左手，血像没关紧的水笼头，滴答、滴答。
我边跑边大声询问，机器的轰鸣似乎阻碍了我的问题，父亲仍旧呆呆的站着，双眼中尽是惊恐。
用力掰开他的手掌，才看到左手那残缺的样子，中指和食指少了二个指关节，鲜红的肉伴着血，无声告白。
我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不小心，为什么会弄到手。他只是呆呆的看着机器，眼里的惊恐丝毫没有散去。
跑到办公室告诉了老板娘，老板娘拖拉个人字拖“吧嗒，吧嗒”的向车间走去，边走边对我抱怨：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弄到手指呢。
在碎丝机下面的废丝里找到了没有被打碎的手指，由于失去血液支撑变得晶莹苍白，拿在手上透着沁人寒意。
将断指包好，扶着父亲上车，跟着老板娘向医院驶去。
闷热的空气让人呼吸变黏稠，坐在车里极度烦躁。
老板娘认真的对我们说：“老范，江阴这边医疗有限，我把你送到无锡，那边医疗条件好一点。别害怕，手指能接上。”
四十分钟，我们来到无锡第九人民医院（手外科）。简单清洗、包扎，父亲就被送到了手术室。
我忐忑不安的坐在大厅里，看着显示器上面那一个个鲜红滚动的名字。
老板娘在我边上小声安慰着我。坐了好久，我想还是跟家里说一下，可习惯报喜的我们，却不知怎么报忧，拿起又放下手机，还是等手术之后再说，偌大的空间落针可知。
父亲是四点五十进的手术室，九点多钟医生才通过扩音器喊家属谈话，交流很直白：手指从第二关节断落，接还是不接？
“接。手指能接活吗？”
“要么接活，要么坏死。”
“手术成功率有多少？”
“要么百分之一，要么百分之五十。”
在手术责任告知书上签了字，就没有人再理会我，只能自己向天祈祷。
父亲是在午夜十二点多才被护工推出来，在白色的灯光下，看着上面小兽般屈倦的人，一阵恍惚。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幼时最得宠，总是粘着父亲，趴在他那宽阔的背脊上纵情欢愉。可眼前的人屈倦在小小的推床上，浅显的筋脉上插着点滴，面色苍白，岁月的沟壑纵横交错，身上的棉被随着呼吸起伏。
我似乎好久没有认真注视过他了。像一座荒山，幼时高不可攀，不经意间，在岁月里，渐渐变得愈发平缓。
整个住院部床位异常紧张，我们只能临时住在观察室里，偌大的房间已经住了好多人，床与床之间仅容一人通过。父亲接了导尿管，我不敢睡觉。快三点的时候，又进来一个人，房间没开灯，也看不清楚。坐在走道上，看着窗外的霓虹，异乡的孤独随着灯光潮水般涌来。
迎面走来二个小伙子，拘谨的问我有没有烟，本来也没法睡觉，索性跟他们去楼道抽烟。兄弟俩安徽人，弟弟比较腼腆，哥哥外向，在铸件厂上班，出事的是他们的父亲，右手掌面被滚轮碾过，除了白骨和一点碎肉，什么都没剩下，二人面色悲切的对我诉说着。我也不知该怎么安慰，大家遭遇都差不多，只是坏与更坏的区别。
早上才得以看清他们父亲的遭遇，床二侧不大的空间摆了三台机器，右手上面插满了管子，一个巨大玻璃罐里好多红色的液体流动，我小声的询问兄弟俩，大哥努努嘴：这会还少了呢，昨晚刚出来那才多了，一会一罐子，都是血水。
医生查完房，一群人开始骚动。大家都不想待在这个拥挤的房间里，护士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安排大家搬到有人出院的病房，下午三点多才轮到我们。
走道二边全是病房，我们住在走道尽头的第三间，路过走道看到一个小伙吊着胳膊用混合家乡口音的调调深情的唱着歌，一路的人都在向他祝贺：明天就出院了，不用再受罪了。
“是啊！回家咯，等复查回来看你们。”一群人眉开眼笑，分享着他的喜悦，为这沉闷、压抑的地方稀释一点情绪。
病房是四人间，我们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大叔在里面，大叔有点结巴，哆哆嗦嗦的问了我大概情况。没过多久，走道遇到的小伙也回来了，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这时我才得以仔细观察他的“手”。
粗壮的右手用一根纱布系成吊带套在脖子上，掌面上长满了粗壮的黑毛，整个手掌像一个黑色的“大肉粽”一样生长在一起，小伙子得意的向我显摆：我是做车床的，被机器压的，医生怕长不好，用皮包在上面长的，有大腿的、胳膊的、背部的。边说边撩起衣服给我看身上的疤，我一脸悲切的看着他，小声询问：结婚了吗？
小伙子哈哈大笑：“这有什么关系，至少我没有残疾。”说完用力的挥挥右手。
在他眼里，我看不到悲惨，反而是一种胜利的光芒。
后来才听护工阿姨说起，他在这里住了大半年了，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五次。
父亲醒来之后的状态特别不好，饭也不吃，推说没胃口，多数时间都是双眼直勾勾的看着天花板，我只能劝慰他些无关紧要的话。
第二天早上医生查房，一群医生不住的询问大叔：你的手怎么还在出血，都做了半个多月了，不应该啊！下午照照红外线吧。大叔坐在床上憨憨的笑着。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大叔的秘密。大叔雇的是护工，护工由于一个人要照顾很多床位，关给他买了饭却忘了拿筷子，大叔一只手，怎么也打不开柜子，无奈只好喊我帮忙。一拉开柜子，我震惊了，一大桶烧酒、一条紫南京。我小声的劝慰大叔：你的手是硬伤，喝酒加速血液流动，伤口肯定会渗血，抽烟又延缓伤口愈合，这样不好。
大叔龇牙笑着对我说：没事，没事。自己酿的烧酒，喝一点没事的。说完抽出一支烟给我，又倒了一杯酒给自己，让我给他保密。
父亲状态还是很差，不停的问我：我会不会残疾，手指能不能接活？
我大声告诉他：肯定能接活。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可我更不知道还能对他说些什么！不惑之年，还落个残疾。
我大致观察了一下，这里没有惨，只有更惨。多数病人都是中年男性，我联想到父亲和他们的遭遇大致相同，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出来这么大事故，心理的想法应该都差不多，于是我决定找他们聊聊。
老周是山东人，住我们隔壁，为人非常乐观，自嘲为“非常6+1”，开始我没搞懂，直到他举起右手，大声问我：这是什么？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只能疑惑的摇头。
“笨。非常6+1没看过吗？李咏主持的。”边说边“点动”那仅有的二根手指（大拇指、小拇指），一个房间的病人都在他的幽默自嘲里笑了。
“你爸爸那不算伤，小手术。等他能下床了，自己转转就知道了，这层住院的，越往后排（最后的房间），越是轻伤，我们这都是小伤。你看看靠近护士站的那几个房间，吓死你。刚来时候那个都一样，好好的人，残疾了，那个受得了，我刚来的时候，整天想的就是跳楼，可后来想想，儿子还没结婚，不能死，死了没爸爸了。你爸爸还好，至少还能接上，我这个呢！想接都没得接，全压碎了。以后我儿子家有小孩估计都不敢让我带，孩子还以为他爷爷是怪物呢。晚上我去看看他就好了，没事的。”
老周吃完晚饭进的我们病房，笑眯眯的和父亲拉了会家常，最后问父亲想不想看看他的手。看父亲眼里燃起好奇心，老周麻利的解开纱布，一个不能称之为“手”的手，就那么矗在父亲眼前，父亲嘘唏的询问老周的遭遇，听完之后不住的替他惋惜。（右手被机械重压，三个手指全截肢，掌面撕裂。像是被顽皮孩子撕坏的娃娃，又被细心母亲用黑色的粗线，一针一针的缝合起来。）
人是个奇怪的生物，我们时常哀叹自己的不幸遭遇，当有一天遇到比我们更苦的人，我们反而会生出一种幸福感。
众生皆苦。地狱、天堂，一念之间。
第三天早上，父亲早早醒来，中气十足的催促我去买早饭，多买点，他饿了。
吃饭时一边吃一边大声的对我说：吃，不吃什么时候能长好。
听了父亲的话，我知道，他痊愈了。
下午溜到护士站对面的病房，粉色的病房号上写了“加护病房”四个字。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去，相比其它病房，这里只有二个床铺，过道上都摆着机器。看了一会，一个大姐拉开门热情的喊我进去坐会。
房间很拥挤，二张床铺的人都在睡觉，大姐一边给我切西瓜一边询问我来干什么的？我大致说了下父亲的遭遇，大姐轻声安慰着我，接着对我诉说他们的遭遇：四川人，丈夫住院快一年了，原本夫妻俩在钢厂工作，丈夫经过航吊下面的时候，航吊上的钢材脱落，砸在了左肩上，在ICU住了三个月，肋骨拆了四根，左手臂虽然接上了，可神经一直没有反应，全身到处都是植皮移植留下的伤疤，人到现在勉强能侧身。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起身离开的时候看了一眼床头的病例卡，她的丈夫才四十三岁，未来的岁月里，缺了四根肋骨的胸腔，如何支撑这个家庭。大姐在我身后小嘀咕：还好人没事，如果当时航吊再偏离几公分，人就没了，我和孩子怎么过。
手术做完之后，所有人只关心一件事：赔偿。
我们楼层流传一个炙口“传说”：某快上市公司的员工（五六十岁）手掌被切掉，老板一次性赔偿五十万，又花二十多万帮他按了个电子假肢，出院之后安排在门卫室，月薪四千。
没人去分辨真假、出处，听到之后都是羡慕的神色。
工人与企业的面前永远隔着一条鸿沟，工人想多赔偿，为以后打算，老板想少赔偿。可大多数员工都没有什么文化、劳动合同、社保，维权之路何其艰难。
就像我回顾整个事故起因，多数都是违规操作造成，工人要产量，怎么快怎么来。老板要效率最大化，即使看到潜在危险，也选择睁一眼闭一眼。
隔壁陕西的大姐，被黑中介介绍到铸模厂上班，手指被压碎、坏死，大姐找厂方，厂方说她是“外包工”，没有劳动合同，让她去找中介；找中介，中介说不关他们事，她是在厂里出的事，让她去找工厂，大姐连一纸劳动合同都没有，到底该去找谁？上哪找？最后手指发黑、坏死，疼的实在受不了，找亲戚借钱来做的手术。
大姐红着眼眶倔强的对我们说：手好了，换个有合同的工厂，慢慢把这账还了。
生活就像是海面上那盏缥缈的绿灯，人们奋力追逐它的足记，在哪漆黑的海面上，前进、后退。
整个楼层唯一被“催促”出院的只有：薛大姐。
薛大姐无锡本地人，高新开发区某个企业行政人员，下班在家削苹果一不小心削到手指，开始没感觉，没过多久手指居然不能动了，送医院一查：神经断了。
每次说完她的遭遇，薛大姐都要问我：我还倒霉？
薛大姐手指恢复的是最快的，也是第一个被医生赶着出院的，可她就是不走。我好奇居然有人喜欢医院，问了薛大姐才知道：我有社保，一天只花七块钱，他们肯定不愿意我住这咯。我难得有个带薪休假，干嘛要走？
结巴大叔在第五天，不顾医生劝阻吵着要出院，虽然他的手还一直往外渗血，可他非要走，医生也没办法。我来几天也没有看到结巴大叔的家人，他走的那天才来了一对中年男女帮他收拾行李，等他亲人走后，护工阿姨小声对他说：钱自己留着，不要给他们啊！如果他们对你好，你再慢慢给他们，如果对你不好，你把钱给了他们，你以后怎么办。
大叔还是憨憨的笑着，不住的点头。
大叔走了，阿姨才跟我们八卦起来：老头常州人，无儿无女，在车床厂上班，来的时候都是自己来的，关说有侄女，也没见有人来看他，最近和厂里商量好了，赔了十几万，乖乖，马上人来了。
一圈人听完，不知道该替大叔高兴还是惋惜。
第六天晚上安徽的哥哥喊我去楼道抽烟，我看出他有事，问他怎么了。
“厂里领导找我谈话了，我想问问你。”
哥哥在灰色的烟雾里断断续续和我说了事情经过：领导来问了主治医生，他父亲的手治疗很麻烦，要从大腿移植经脉、血管到手上，还不一定能成活。还要从没有脂肪的地方移取肌肉到手上培养，让它生长。厂里意思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又花钱，人又受罪，还不如直接截肢，厂里多赔一点钱。
听了哥哥的话，我问了他家庭情况：父亲醺酒，喝多就打老婆，他妈妈早就离开这个家了，和他父亲的婚姻也是名存实亡。兄妹三人都没结婚，老家建的楼房还没装修。
我没法用我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走的时候珍重的告诉他：“虽然手术不一定能成功，可是万一要成功呢？如果截肢，你父亲就是残疾了，老来你们谁能照顾他，而且现在厂里没有不治。具体怎么决定，你们兄妹自己商量吧。”
住了九天，手指活了，由于床位紧张，我们也被催促出院。
出院那天大伙都来送行，不知不觉中，一群病患也有了感情。6+1劝父亲：心宽点，别给孩子添麻烦。
下楼的时候，一辆救护车停在急诊门口，开放的车厢里全是鲜红的液体，推床上躺着一个人，左侧的大腿被仅剩的筋膜还是韧带拉扯着没有掉下，血水顺着金属缓慢滑落。
回去之后老板夫妻俩一直拒谈赔偿事宜，商讨多次后拟定三万元赔偿协议，协议大致是：一次性赔偿三万元，营养费、误工费、伤残补助，今后发生任何问题都与厂里无关。
没有多余的选择，人在异乡，归去才是踏实。
签合同那天，老板娘特意请了个律师来作证、起草合同。
合同原本写的是三个月付清赔偿，可一直拖了半年也没有动静，中间父亲来来回回跑了十几趟，报警、堵门、12345、地方劳动局，经历一年多的追讨，才终于拿到这三万块“血汗钱”。
我们离开之后，安徽的哥哥打电话给我，语气轻松的告诉我：我爸爸做手术了。
生活像是一个剥洋葱的过程，每当我们泪眼婆娑的褪去一片，又接近一个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