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敏
我手头有一本《龙旗下的臣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当初购置此书，是看重了封面上的一句提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百年馆藏孤本首译面世。”既云首译，则至少50年来无人目睹。而书中记录的景况及所附照片，均出自百年前的中国，恰好是改朝换代前经历阵痛的清末社会。居于西方人的立场，与同时代拖着辫子的国人看待自身环境的目光，当是别样一种视角。加之西方人喜好摄影般的具体描述，较之于我们编写的教科书和演义化的影视文艺，其史料的真实成分，尤其令人关注。
这本书在编辑体例上，采用了合璧的形式，是将英国传教士吉伯特•威尔士的《中国的礼俗》，与英国远东社会研究专家亨利•诺曼的《近代中国社会》合编为一。
亨利•诺曼是1890年来中国考察的，曾先后游历了香港、上海、北京等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北京之旅，无疑是他此行最重要的一站。当时由天津前往北京，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坐马车、骑马或者坐船。这位西方游客选择了第二种，“雇佣了几匹矮种马，还有一个马车夫”。
在经历了两天一宿80英里的旅途劳顿之后，他“穿过了一个不成比例也没有太多装饰的大门，在猪圈间骑行了大约一刻钟之后，爬上一个土坡，这时一幅惊人的图景展示在（他）眼前：
“一座高耸入云的城楼盘踞在高大城墙的一角。在这个城楼的每一层，都有许多大炮张着大口，虎视眈眈。城墙笔直地延伸了大约一英里左右，上面有1000个炮眼，100个支撑城墙的扶墙。……当（他）继续驱马前行，却发现那些大炮口不过是涂在木板上的黑白相间的圆圈而已。”他失望的写道：“这种被欺骗感，总而言之，将就是你北京之行的全部。”
这段描述，至今读来，仍让我惊讶莫名。如此低劣而又明目张胆的弄虚作假，到底源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倘若一个人人可以揭穿的骗局，居然人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则整个民族的精神心理，显然已经麻木失常。四年之后发生的那场中日甲午海战，以北洋水师的覆灭告终，便是这种自欺欺人心态的结果。
作为帝国的首都，清末北京的市政建设同样糟糕。
诺曼说：“所有的民居都非常矮小，屋顶都很平坦。在整个北京城，我没有看到任何第一流的中国民居。但首先让游客印象深刻的是北京的街道……不论宽窄，也不论是黑漆漆的小巷还是主要街道，都是没有铺过的。雨水冲击的泥土与污水沟塑造了北京的每一条街道。这种状况引发了几个非常奇特的后果。道路都崎岖不平，路面千疮百孔，且这些洞都非常的深。路面的路脊也非常的高而陡，任何带有弹簧的车辆在这样的街道上都休想行过半英里。因此，这里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著名的北京骡车……因为北京的轿子比较少。
然而在这样的骡车中摇晃颠簸简直就是纯粹的折磨。如果你不抓紧车蓬里面的扶手，我想，你的头颅被甩出车外并非是件难事。在一阵暴雨过后……街道上泥泞不堪，……如果不下雨的话，北京的街头尘土飞扬，这就是沙尘暴。……当沙暴来临，尘土将迷住你的眼睛，窒息你的呼吸。尘土还将穿透你的衣服直渗到皮肤上。窗户、门、窗帘与覆盖物也根本无法挡住这些尘土。”
如果诺曼的记叙属实，则北京的沙尘暴算得上源远流长，不能全怪当代人保护不力了。
一般街道如此，北京的外国使馆区，教科书上称之为“东交民巷”的地方，其环境卫生状况又如何呢？
诺曼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这条街大约半英里长……路边的围墙单调乏味，中国人的房屋肮脏不堪。时而有一个坚固的大门映入眼帘，门前蹲坐着一对大石狮……这些就是各国使馆。走进这些大门，你会发现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宽敞而舒适的外国建筑，有些是新建的，有的则是经过改建的中国式宫殿。作为外国人，你在这些大门内会感觉很舒服。但一旦你出了大门……你就来到了这条肮脏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可怕的狗群与猪群，还有脏兮兮的孩子。”
但无论怎样，使馆区的卫生情况还不算是最恶劣的。诺曼很快发现，在北京的所有特征中，有一点非常突出，也非常可怕，这就是北京的污秽。他这样写道：“北京是人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为肮脏的地方，这种可怕之极的肮脏真是无法形容。……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排水设施或者污水处理池……有的只是污秽的街道。猪、狗和家畜在街上到处乱跑，刨开垃圾寻找食物，令人作呕……说到北京的气味，真让人避之唯恐不及。这座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臭水沟。”
既然北京的街道、民居及环境卫生乏善可陈，作为帝国象征的兵部衙门，总该有些别样的气象了吧？诺曼也曾经满腔热诚的设想，“这一定是个极华丽的地方”。当俄国公使问他是否想要看看大清帝国的兵部时，他欣然表示同意，书中写道：“于是我们就拐进了一条破败肮脏的胡同，小心翼翼地骑着马，尽量避开路上的坑洼与成堆的垃圾。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我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断壁残垣、风雨侵蚀的破败不堪的建筑。房顶上杂草丛生，随风起伏。比起这个建筑来，大门口的卫兵室更加肮脏破旧。其他的国家部门，比如礼部、刑部、工部等等，几乎都是兵部的复制品。”
照此描述来看，大清帝国的没落，其实已经不待在战场上与西方搏斗，便已经显露无遗了。
此前，还是在天津的时候，诺曼曾有幸拜访过直隶总督李鸿章。让他惊奇的是，这位总督大人的衙门，其“前厅居然像慈善医院的候诊室，简陋、肮脏、刷着石灰”。就肮脏而言，与北京如出一辙。难道处于末世的大清帝国，竟然衰败到连政府部门的卫生也不能顾及的地步？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总理大臣，在与诺曼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的双手藏在宽阔的衣袖中，……很难得地伸出过两次。一次是擤鼻涕，就像中国流浪汉在大街上常做的，一次是因为他对一条小消息感到惊讶”。
李鸿章的这个细节，即便是出于对来访洋人的鄙夷吧，也大可不必毫无礼貌，傲慢到拿了不良习惯示人以粗俗。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要么无视文明举止，要么压根儿不懂。仅此而言，一百年前的中国，距离现代文明，实在已经非常遥远。而更可怕的，则是满清帝国的统治者，其心态上依然奉行鸵鸟外交，妄自尊大，拒绝接受文明。
20年后，这个帝国的最终命运，便是在辛亥革命中，轰然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