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暑假那年，我到武汉某重点高校找我高中时的老班长玩。

老班长是我高中时的偶像，我现在都还记得他写给我的毕业留言：今后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希望你能加入到我的行列之中。

当时看到这话诚惶诚恐，因为我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的最高理想只是建设家乡。

我想以后到大学了应该有所提升吧，所以就先不多想了。谁知进大学后觉悟更低，连家乡都不想建设了。

心里一直觉得愧对老班长，不敢见他的面，也不知道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到了哪个阶段。

这次在大学碰到他，他不停地跟我讲什么升级啊，装备啊，说得眉飞色舞。我以为他的建设已经有了初步成效呢。

再聊下去，觉得不妥，原来他说的是魔兽世界，这才发现他也开始堕落了。

我当时心里忽然一阵高兴，以后再也不用在他面前感到愧疚了。

后来，又有几个在武汉的高中同学陆续过来找我们玩，那时的我们都有点二（因为是大二嘛）。

有一天玩着玩着，老班长忽然心血来潮，想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燃起了他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梦想。

我们经研究决定，到襄樊去办家中小学生补习班。

那时我们都是一群在校本科生，为了扩大声势，装点门面，还正儿八经地从武大“招聘”过来了一位数学系研究生。

招完之后，我们忍不住感叹，这社会不光就业要文凭，就是创业也少不了文凭啊！

这不光是个看脸的时代，同时也是个看纸的时代。

我们招来的这位武大研究生是个美女，像是一朵鲜花，当然，本来也就是被我们招来当花瓶用的。

她话不多，扎着小辫，走路一走一跳，仿佛脚底踩着弹簧。

她刚来的时候有点沮丧，觉得自己被一帮红孩儿给骗了，后来跟我们混熟了，也就好了。

她姓朱，不光跟朱元璋同姓，还是他的老乡，安徽人，我没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安徽淮南的，那里是豆腐之乡。

我常常直接叫她朱，可是她不喜欢，总是疑心我在叫她“猪”。

特别是我有什么事忽然找她的时候，总是说：“喂，朱！”在她听来可能是“喂猪”的意思。

她是一个敏感的人，于是我改叫她“朱姐”，她没反对。

我想她的意思可能是：如果我叫她“猪姐”的话，那我自己就是猪弟，我也讨不了便宜，只能跟她同归于“猪”。

可是有一次，我想打趣她，故作无意地跟她说：“我有一个亲姐姐。”她点点头。我接着说：“还有几个堂姐，表姐之类，加起来一共七个。”她说：“哦，挺好的啊。”

我又说：“要不我以后叫你八姐吧？”她不假思索地说：“可以啊！”

于是我叫她“朱八姐”，她很高兴的样子。

我一连叫了好多遍，第二天她终于反应过来，发现我是在叫她“猪八戒”，恼羞成怒地追着我打。

我们开办的补习班，教学环境简陋，朱姐那时跟我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我教高一数学，她教初二数学。

另外有个一的小女生（我现在都还记得她叫李明月），我们两个一起教，谁讲完课了就去单独辅导她。

还记得有天，我跟学生讲集合中的交集概念，为了形象一点，我在班里讲道：“很简单，比方说我是集合A，朱老师是集合B。”

然后我指了指那个初一的小女生说：‘她就是我们两个的交集。”

全班爆笑，她的脸色有点泛红。

当时，我们这些高中同学加上朱姐一共十个人，正好一桌。

我们在襄樊租了两套房子住宿，我跟三个女生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我独住一间，另有三女生包括朱姐住另一间，其格局有点像麻将场上那种“三差一”。

那时的生活应该算是比较滋润的，有位姓杨的女同学负责跟我们洗衣做饭，老班长负责筹措资金。

我们每天上午去上课，下午聚在一起打牌，晚上在襄樊城内逛街。就只差央视记者来问“你幸福吗”了。

襄樊有个米芾渡口，在汉江边，我喜欢晚上吃完饭后溜达到那里去游泳，有时朱姐也会一起。

记得有次我跳下水后，一条狗忽然对我产生兴趣，也跳下来追着我赶，我从来没见过狗能游那么快，并且不知它意欲何为，吓得我不轻！

朱姐在岸上捧腹大笑，我也觉得很狼狈，别人都是痛打落水狗，而我居然还被落水狗追打。

经此一役后，我声名全毁，后来有人聊到我人缘好的时候，朱姐总是笑嘻嘻地说：他狗缘更好！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补习班内部出了点事情，大家就散了，我跟朱姐有些日子没了联系。

后来有次我到武汉去玩，跟她发了条短信，她说叫我去找她。

我到武大见到她的时候，她很热情，直接带我去了她宿舍，那时她住在武大三环公寓，宿舍里就我跟她两个人。

我第一次到女生宿舍，有点紧张，她不停地给我倒水，我喝了很多水，喝到肚子涨。

她看出来了，问我是不要上厕所，然后指了指宿舍里面的卫生间。

我一看，这卫生间基本没门，于是故作轻松地说不用。

后来实在有点憋不住，心想英雄不能被尿给憋死啊，于是就冲进去了。

我那时只觉得我的尿声特别刺耳，周围静悄悄的，我仿佛觉得全世界都在听我尿尿。

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一首歌，歌名叫“想把我唱给你听”。

我跟她在宿舍呆了回，快七点的时候，她带我下去吃饭，吃饭的地方就在她宿舍大门不远。

我记得那个饭店的名字叫“情侣餐厅”，这个不是我杜撰，武大读过书的人应该会知道吧。

后来，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知道她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她母校正儿八经地去当了一名教师，不久便结婚生子了。

我后来考研的时候，她还经常辅导我，跟我解疑释惑。

再后来，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包括当年一起办补习班的九个同学，也基本没了联系，老班长也不知所踪。

同学少年多不见。也许，正如周国平所说，人要习惯于失去。

我们一路走来，有多少知己散落天崖，有多少同窗杳无音讯，有多少好友形同陌路，有多少红颜飘然而逝。

每一段往事，都仿佛一颗颗散落在草丛里的珍珠。

哪天蓦然回首，伸手捡拾，又发现它未尝不是一串晶莹剔透、熠熠生辉的项链。

最后还是用这样一句俗话来结尾吧：人生就像是坐公交车，每到一站，总要上一批人，下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