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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老板在五福堂可不是富到发疯的老板，它和大城市里我们想成为的那种有钱有闲后会发疯的大老板没有任何关联，甚至相差甚远，这个定义，这种角色毫不起眼，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从来也没有多大价值，她们渺小似一粒尘埃。
在我们那个地方通常是泛指那些胡搅蛮缠，情绪失控的老妇女们，这么一说，大城市里的疯老板也数不甚数，她们当中也有的可能是真疯了，那种一不小心吃错药落下后遗症的可怜的人，或者是受过什么刺激，找对象被父母拆散了的女孩子，那些脑袋时好时坏的不被众人看得起的妇女，也有时候是某个本来脑袋正常的妇女做了什么犯傻的事临时被封的，一般偶尔犯傻事的那一类过几天她就不是了，再过不了几天就又是了，总之有时候是，有时候又不是的伪疯老板很多。
儿时奶奶在我淘气耍混的时候也用这个“疯老板”吓唬我，母亲在我犯二的时候也这么叫我，总之这个角色可以广泛运用，尤其是用在女人们身上，名副其实，谁家都有可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只不过有人是先天的，有人是后天的。也有时候只是一个开玩笑的口头语，类似东北话“二货”，现在演变成什么样的说法了，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货真价实的那个老妇女已经远离我们太久了。
村里人经常说：“那个疯老板又喝当街井边水槽里饮牛的水了，满嘴干草和污泥。”她也经常把穿了许多年的破布鞋脱下来一只垫在屁股下面若无其事地坐在村里最繁华的那条街上，靠着墙用手梳理满头的白发，可是她的发型从来都是乱糟糟的，看上去和她的名字倒是匹配。
在五福堂，只要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骂谁，人们嘴里常叫的真正的疯老板肯定是指总来找我奶奶聊天的那个疯奶奶——柳四福的老母亲，她是名副其实的，绝对不是玩笑话。从记事起，她就隔三差五来我家串门，在炕上一坐就是半天，独自一人低着头，脸色青灰青灰的，像尸体一般，没有血色，没有水分，没有表情，没有眼神交流。她通常都是坐在那里或靠墙发呆，或佝偻着单薄的身体，两只手来回搓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粗布褂子的衣襟，喃喃自语，也会对着耳聋的奶奶说几句不着边际的或骂人，或无奈的话，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也许孤独的人，只是需要有个伙伴在一起相互存在着。她有时候揉搓裤脚上面的脏东西，黏在上面的稀饭汤，还是尿渍，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白的，黄的，绿的，总之她那一身衣服，和那一头白发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酸臭酸臭的，常年不洗澡汗液浸湿的衣服，有时候被捣乱的孩子们泼了脏水，农村里水塘里的泥水，还有那些没有节制的，连自己屎尿都管不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顾颜面的牲口们把粪便拉满半条街，每天又踩过来踩过去，无数毛驴、骡马、牛羊、鸡鸭，猪狗踩过的那些下过雨积了水的大大小小的泥坑里的污渍都有可能被捣乱的孩子们用树枝蘸着，捂着鼻子抹到她的衣服上，甚至头发上，这些混杂不清的，农村独有的泥污干了又湿，再被风吹干，或者干脆靠她的体温温干后的老妇人的躯壳，特别是她这种疯癫了大半辈子的老妇人那种由于细胞老化，接近死亡的味道，令人恐惧厌恶，小孩子最不喜欢靠近，想必其他小孩子也和我一样，对她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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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午休睡醒后，带一大瓶热水，架起毛驴车，车上铺一块破旧了的棉褥子，母亲瘦弱，怕着凉，她又是铺褥子，又是披外套地坐在车中央，指挥着父亲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的，把父亲喊来喊去。父亲坐在毛驴屁股后面的车头铁板上，被唠叨的多不耐烦也不敢多说话。在母亲的认知里，父亲的屁股又厚又硬，铁打一般，不怕凉，也不怕硌，什么时候都不用铺褥子。
他们把毛驴车赶出院子去田地里干活，春天被黄沙吹着去种地，一进家门赶紧舀一瓢水呼噜呼噜地漱口，满嘴沙子，眼窝里也有，鼻翼两侧，用手一挠头发里刷刷刷地像筛子里漏下的一样。夏天皮肤晒的黝黑黝黑地去锄地，第一遍刚锄完，还没歇息过来，没几天又去锄第二遍，在我看来锄几遍产量也上不去，主要是天不下雨，直降风沙，干巴巴的黄土地，像被吹裂的孩童的脸，草倒比庄稼长的好。秋天收割完小麦，莜麦，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红豆，毛豆，到了收土豆的时候，都得穿着棉裤棉袄去地里干活了。
他们去地里干活通常都是留我和奶奶看家，我俩负责给他们做饭。奶奶也是不得不的选择，她多想去地里帮她儿子收割庄稼呀，看着她儿子累的直不起腰了都，干着急没用。因为她儿子还没结婚前，或者更早，她的腿脚就几乎半残了，沉的任凭使尽全身力气也是抬不起来多少，几乎不能走路，一直只能倚着墙挪动，经常是稍微有一点点尿意，挪到厕所已经湿了半条裤子，所以像她这样的老人，农村和城市里都有，满身尿液粪便的味道，子女孝顺的话，还能及时换洗，不然就像疯老板一样了，一年都难得洗一次。
除去上厕所，太阳好的时候，奶奶常常在下午倚着那块破旧不堪的吱呀作响的堂门门板拄着拐杖晒一会儿，透透气，从不离开院子，有时候门口路过村里的晚辈，头也没抬地喊一声：“二婶儿”就算是很有礼貌的打招呼了，再小一辈的孩子，愣头青们在尘土飞扬中跑来跑去，也从不喊一声“二奶奶”。也有时候她被太阳晒的恍恍惚惚看着路过的人喊：“你是谁？”那人别说抬头应一声了，大多时候是像没那回事一样，好像他们并不在同一个空间相识过那般冷漠地走过，她虽有些失落，但也不再喊，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喊对方停下来搭理她一下，浪费人家的时间。她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和这个世界互动呢？她都已经数十年没出过这个院子，没操心过除了吃喝拉撒以外的事了，她只不过是帮她唯一的儿子用这种方式守着这个家，院子里都有什么，她也是记不清的，耳朵早已聋，也只能充个数，摆个样子，给她的小孙女壮壮胆。她腿脚连院子都出不去，所以也只能等那个疯奶奶，或者和她年纪相仿的其他奶奶们来家里找她聊一聊村子里那些新的，旧的，多是那些陈年旧事，老掉牙的，被全村嚼了几代人，没有任何价值也没有秘密可言的杂事，芝麻粒的小事，谁家的猪定了哪一天要宰，谁家的猫啊，狗啊，又下小崽子了，下了多少个，死了几个，怎么死的，活着的怎么吃奶，几天睁眼，谁家的妇女又跟哪个单身汉跑了，跑了没几天又回来了，还能接着过该过的日子，这些事他们都一清二楚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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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理能力还正常的奶奶们身上的味道和疯老板也相差不了多少，想必去我家的那些带着原生态味道的老妇人们谁也闻不到谁的味道，谁也不嫌弃谁，想必他们早已看透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夹一块破尿布的小婴儿和控制不住屎尿的老人之间没什么差别，他们都可以做到前一秒相安无事，下一刻说湿裤子就可以湿裤子，谁也不能跟他们计较什么，他们也无须害臊，害臊也是没必要的，湿都湿了，这么一想，就读懂了他们对生活的宽容是有迹可循的。那么就是说，疯老板身上的那些尿渍，脏兮兮的臭味道，也许并不是那帮穿开裆裤的捣蛋鬼抹上去的，因为她这个年纪，也是极有可能故意自毁形象给那些不在乎她的人看，何况她又疯了那么多年，村里的人也从来不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她那么臭，似乎她是因为不洗澡，没有可换洗的衣服，她的儿媳从不让她同她的儿子和孙子坐在一起吃饭，还是那帮臭小子们的恶作剧，他们从不想知道究竟，她愿意怎样就怎样，别人靠近不靠近，在乎不在乎她也属于这个村子的一个村民，从来都不重要，她的生命毫无意义。
每次透过窗户看见从大铁门外的小路上慢慢悠悠走过来一个灰呼呼的身影，她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淡定从容地走进院子，她想进谁家院子，就那么无所顾忌地推开大门进来，谁也没阻拦过，也不怕狗咬，她似乎什么都不怕。那条好几年都不见长肉，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黄狗想必早已识得是她，毕竟它对她那种特有的味道极为敏感。别说老黄狗了，就是人在这个村子里多年不长肉也是常态，五福堂人的眼睛个个都是一杆秤，准得很。如果有谁一段时间不见被人看出来长胖哪怕几两，他一定被怀疑没干好事，出去偷鸡摸狗吃了贼肉，往往集体去求证一个有的没的答案是很容易达到目的的，管它是真是假，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所以五福堂的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几十年，家家户户的子子孙孙们都保持着健硕而苗条的身材，全身上下都找不出半斤多余的脂肪，之所以称之为五福堂，想必是哪位高人一早就算准这里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也许这就是没有人轻易离开的原因，非但不离开，还有不远百里，时不时地搬来几户人家，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说这里好似人间天堂一般，拖亲戚在村里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哪怕那个房屋破旧不堪，爬满了蜘蛛网，他们也觉得是捡到了宝一样，不辞辛苦，花几天时间从外到内粉刷装饰好，踏踏实实的在这里安顿下来，没有户口不要紧，可以租几亩地先生存再发展，有孩子的家庭，一安顿下来就赶紧让孩子去村里的学校上课，他们一刻都不想耽误下一代的教育。即使村里四个老师脾气都不怎么好，经常用粉笔头打学生的脑袋，骂他们脑袋里装满了水，撒点儿面，就是浆糊，仍不影响它是整个镇上最大最好的学校，远近闻名，这也是他们搬来这里的原因之一吧，或许这个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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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名副其实被村里人和她的四儿媳妇叫了许多年的疯奶奶走起路来无声无息，说话大多也不出声，只有一种细细碎碎的咬牙声，偶尔出声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太懂的语言，她自创的一套语系，她的表情也看不出来是生气还是高兴，总之她总是一副如军师一般淡定的样子，什么事在她这里都好像是浮云般不值得，在她眼里这个世界，人的生命也不过如此，毫无意义，那些为一点儿鸡毛蒜皮小事争来争去的妇女们，在她眼里估计也是疯老板，一般情况，我是不敢当面这么叫她的，我什么称呼都不敢叫她，看都不敢看她，自始至终都不记得她清晰的样貌，人都是因害怕而敬畏，村里那些口无遮拦的妇女们也不敢当面直呼其名，都是背地里指指点点，就是这样一个矮瘦矮瘦的，五福堂的风都能把她刮踉跄的疯奶奶，那些跋扈的，精明的，甚至有那么几个强壮的连脾气暴躁的牲口都不放在眼里的妇女们也怕的要死，只要看到她脚步轻盈地走过来，瞬间鸦雀无声，老老实实，甚至战战兢兢做着手里该做的活，大气也不敢喘，个个低眉顺眼，都成了良家妇女，温和得很。
她的四个儿子，只有最小的可以和她生活在一起，虽然儿媳妇在她眼里也是脑袋不灵光的女人，每次我好奇这个疯奶奶嘴里都在说什么时，奶奶就说，她在骂她的儿媳妇是个荡妇，不过看在为柳家生了两个看上去如她一般不怎么灵光的孙子份儿上，她也从不计较她对她怎么称呼，只有默默接受，从不反抗。
她男人和其他三个儿子被判刑二十几年，未满十八岁的小儿子逃过了牢狱之灾，那些年家里有男人都不知道如何生活，不知道她是怎样艰难地把仅有自由的这个儿子抚养长大成人，家徒四壁还能娶到老婆，已经是老天给他们柳家最大的恩赐了，她是疯掉了，但她还活着，还能和儿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虽然经常吃不饱饭，在儿媳想骂她的时候，想不给她吃饭的时候，她也必须饿着肚子感恩还活着，只要活着，总有一天她能见到家里的其他四个男人，她想他们，想必是实在想念，才疯的吧！
全村的女人都怕她，她最怕的却是那个荡妇，任她骂，任她叫她疯老板，任她想饿着她，就饿着她，想咒骂就咒骂她，她能不能相安无事，平平淡淡地度过一天，完全是看她的心情和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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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16岁结婚，接连生了四个儿子，他们之间有相差四五岁的，三四岁的，最小的和最大的相差整整十岁。家里太穷了，他们起早贪黑种地，拼了命养活全家六口人，孩子们也都不上学，长到七八岁别人家的孩子去上学，他们家的儿子们就都带到地里干农活。即便如此辛苦，全家出动，也只有窝头、莜面、高粱面、豌豆面这些粮食可以吃，一年都见不到几个白面馒头，好的时候，过年能吃一顿饺子，每个人也只分到十个左右，吃不饱就用饺子汤找补，大多时候是靠土豆支撑着，并且一天只吃两餐，从未有过三餐，不知道什么叫早点。这就是五福堂的人到如今对土豆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哪里的土豆都没有五福堂的好吃，沙土地里春天一播种，秋天个个都长的像壮汉的拳头，又沙又甜，像豆沙包一样。
土豆能变换无数种吃法，不得不说五福堂的人真是太聪明了，把仅有的几样原材料做出了豪华盛宴。白菜炖土豆、土豆炖粉条、冻豆腐炖土豆和粉条、干豆角炖土豆、凉拌土豆丝、清炒土豆片。土豆焖熟去皮，捏碎，拌着莜面搓成泥，在大铁锅里揉搓成均匀的小块，再搓捏成像鱼一样的形状，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吃过真正的鱼，只有哪个县级干部被委派到有鱼的地方，被当地县长特殊招待才吃得到，想必是这样，他回来告诉他们鱼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就用土豆和莜面，研究出了这一道美食，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他们的日思梦想的食物。
我们这一代人吃的太好，太精细，又缺乏热量消耗的运动，谁想减肥让他做一顿土豆鱼，绝对满头大汗，因为必须非常用力的反复揉搓才筋道，如果使的力气不够，蒸熟酥塌塌的，不好吃，浪费粮食，小时候帮母亲做一次这个饭，累个半死，也不会跑出去疯玩了，只想躺在炕上舒舒服服地睡一大觉。
这种像鱼一样的用土豆和莜面做成的东西就叫土豆鱼。从把土豆捣碎算起，到揉捏满一大屉少则也得一两个小时，把大铁锅里倒入适量的水，灶里大火蒸二十分钟就可以吃了，肉末加蘑菇炖汤是最美味的蘸料了，可惜那个时候一年都吃不到肉，只有蘑菇也是让一家人感觉吃了肉一般解馋了。
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就是靠着这些粗粮和费力的做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然生活之苦，物质匮乏，那些天灾人祸，各种不如意他们怎么度过。
等到最小的儿子柳四福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他们家连一顿蘸蘑菇料的土豆鱼都很难吃饱了，四个大小伙子，一个比一个能吃，做一顿饭就要一筐土豆，半袋子莜面。只好把土豆切成块放大半锅水煮烂后撒上莜面，搅匀成糊状，每人一碗，就着咸菜凑合一顿饭，下地干活也不抗饿，孩子们干到一半就跑回家找吃的，留下四福爹一个人蹲在地里忍到太阳落山，拖着疲惫的身子，摇摇晃晃走回家，再喝一碗土豆莜面糊，这一天就算挨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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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还是没挨得过饥饿与贫穷，柳四福的爹实在是干不动了，当他晕乎乎的爬回家太阳已西沉，四个儿子已经好几日都不陪他下地了，干旱的黄土地没干半月二十天就拔的一干二净了，如果谁想去他的地里捡什么漏掉的粮食，想必连一颗豆子都捡不到。那一年秋收比往年都惨淡，他每天数着有几口袋莜麦，几口袋土豆，几口袋胡萝卜，算下来只怕是挺过了冬天，春天的种子不知道从哪里寻。
他独自在那片黄土地里挖土豆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哪里的粮食多，村子里没有一家能吃饱饭，因为全村人都没见一个人胖过，跟谁玩闹时靠一下，推搡一下，摸上去都是硬邦邦的一身骨头，个个都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五福堂人特有的好身材，几十年，一家三代都是如此。其实他一直知道，镇上的粮库存的那些饱满的小麦，要磨成白面，雪白的大馒头，一口气吃下十个八个，歇一歇想必还是能再吃三五个，一想到正在长身体的小儿子——柳四福，一直就没吃饱过饭，已经十多岁了，瘦的像个猴子一样，尖嘴猴腮的，瞪着玻璃球一样的眼珠子痴痴地发呆，一副饿的快傻掉了的模样，何止是他饿傻了，四个儿子怕是早就傻了，全村人傻里傻气的，怕都是饿的吧，一想到大家都没聪明多少，四福爹心里就多了一丝安慰。
他想了很久，趁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粮库的管理员老头犯懒，晚上睡沉后，他在那一天让他的四个儿子饱饱地吃一顿，趁着夜色潜入，每个人扛出来几袋，管它是小麦，还是白面，总之镇上的粮库里存的都是好粮食。这样一来第二年的种子也有了，还能过个好年。反正那些粮食也不知道要给到哪些并没有饿着肚子的人。
他不打算跟四福的娘说，女人家怕的要死，一怕就什么都不让干，男人干大事，少让女人知道的太多，没什么好处，多的只是叽哩哇啦，鼻涕眼泪劝说一番，这事儿就肯定干不成，人尽皆知谁还去干。
他说服了他的四个儿子，计划好了，就各自做准备，大雪纷飞的冬夜，一迈脚积雪都能没过膝盖，那个年代，五福堂的冬天冷的能冻断腿，听说冬天出去做生意的那些人，断掉脚后只能截掉，光秃秃的双脚，踩一个怪怪的墩子，人也矮了半截，在地上像狗一样爬着还要收破烂赚些零花钱，买油盐酱醋的钱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一分一分赚来的。他觉得他们冒的风险是可控的，神不知鬼不觉，他们也不会太贪心，只扛几袋自己填饱肚子，算是借，有朝一日再如数还回去，这样就算扯平了，没什么不妥，政府也得救济救济快要饿死的人吧，这么想，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如若四福爹分得清，这样做会害了他全家，或许他也可以再撑过冬天，反正挨饿也不止这一年。
他们就那么做了，也真扛出来了，一切如计划中的顺利，管理员一点儿动静都没听到，那只老狗也和他一样，吃饱饭就睡的像昏死过去一样，他们进去之前，柳四福把夹了老鼠药的大白馒头扔给了它。一直都没有听说镇上粮库丢粮食一说，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第二天，第三天，过了大半个月，他每次走到大街上，看到大家都像往常一样，冬天不用干农活，男人们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凑起来打牌，抽旱烟，吹牛，骂这个骂那个的，今天在这一家打，被那家女人骂的不行，就再换一家，来来回回，年复一年地那么消遣，把那些本来就快倒塌的土房子烟熏的黑乎乎的，一摸一手黑印子，也不洗，随便往谁后背抹一下。打牌的人，谁拍一下，估计以为他的牌技真是不一般，不断有人觉得他很牛，所以时不时谁拍那么几下，心里暗自还挺美的。
妇女们可闲不下来，她们得缝补夏天干活磨破了的衣服，做第二年下地干活要穿的布鞋，也是三五个邻居凑在谁家的炕上把破了不能穿的衣服裁剪开，做了鞋的模子，用浆糊粘了一层又一层，直到他们用经验判断可以了的时候，一数也有七八层，鞋面和鞋的内衬底缝在一起，再找胶鞋底子最后拿锥子穿上麻绳结结实实地缝一圈固定好，这千层底的布鞋算是完工了，如今什么鞋都没有五福堂的妇女们做的布鞋穿起来又舒服又结实。
四福爹往年冬天也会和他们玩上几把牌，输赢就是几毛钱，他家连饭都吃不饱了，定是不能玩再大一点儿的了，他压根也没指望靠打牌赢多少钱，估计所有打牌的人的现钱收集起来也不超一百块钱，大家都只是解解闷儿罢了，但是那年四福爹却无心打牌，他每天吃完饭就去大街上溜达，第一遍装作去打醋。五福堂只卖散醋，一毛钱一斤，酸的很是正宗，一个硕大的水缸，至少也有一百多斤，就那么稳稳的被安排在供销社水泥柜台旁，人们都是拿着自家的容器去买，容器也五花八门，男人们喝完的白酒瓶子，小孩子感冒时吃完的罐头瓶子，透明的，白的绿的，高的细的，矮的粗的都有，还有专门装醋的塑料壶，不过那样的壶少有人家买过，罐头瓶子也不多，多半是那些残留着淡淡二锅头味道的酒瓶子，随着吃完一瓶再一瓶醋，经过那么几回混合后，就完全变成了实实在在醋的味道。那些人从涤纶布做的中山装上衣兜里掏出已经柔软了的有毛边的一角钱递到供销社老板手里。这位从二十来岁就开供销社的老妇女说话嘴很碎叨，稍有迟缓她的嘴可不饶人，因为轻易不敢惹着她的嘴，所以五福堂家家都有充足的零钱，买什么东西根本用不着整钱，也省去找零钱的麻烦，大多时候是一把零钱揣进兜里用手捂的紧紧的，生怕被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偷走，几乎是小跑着去，一进门就赶紧把钱掏出来放在供销社冰凉的水泥柜台上，似乎放在那里就丢不了，即便少几分钱，也看的一清二楚。老板娘常常用木头提子，有一斤量的，也有半斤量的，我看她也是随着心情用哪个盛，没个准数。心情好时，想跟你多说几句话就用半斤的，大多时候她是直接用一斤盛一次倒在你拿的瓶子里，头也不抬地把钱扔进破纸箱子里，抓一把瓜子自顾自地吃，也不管你满意不满意，不管满意不满意，也只能在她这里买，那可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大供销社，应有尽有，小到针线纽扣，大到布匹鞭炮，平时生活日常所需和年货在五福堂的供销社都能置办齐全。
四福爹回到家连炕都不上，当地站一会儿，把粘在鞋底上的雪跺几下，那雪一落地就化成水，那一滩一滩的雪水像吐在地上的痰一样看一眼就让人作呕，饭都吃不下了。他在火炉子旁烤一下冻僵了的手脚，暖一下身子，摘下那顶快脱光毛的皮帽子，用烤热的双手揉搓一下发紫的耳朵，再抖掉穿着的破皮袄毛上的雪，像一头第一遍没有觅到食，失落而归的野兽一样再出去溜达。
他为什么去大街上溜达呢？因为五福堂所有的事，都在那一条街讨论。在那儿听来的就是最新鲜的，最爆料的，全村，全镇，乃至全中国，全世界的新闻，那里听不到，别处就更没有。他比平时更努力地竖起耳朵，他们更多讨论的还是二瞎子家那只绵羊终于快下羊羔子了，村东头那个神经病老李头半夜又去敲邻居的门了，说他头痛欲裂，活不下去了，他从三十几岁就活不下去了，如今二十几年过去，安然无恙，就知道时不时地吓唬人，今年五福堂没娶来新的媳妇，也没生新的娃娃，全村时运不佳，整体萧条。
四福爹见一个月已经过去仍相安无事，心头又痒起来，过去他一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未有过超出本分的想法，一个老实巴交，靠种庄稼养着一家六口人的农民，连四个儿子都养不好的农民，他感觉他们家的命运就要从这一次筹谋了好几个月的机会改变了。
接下来他就不去大街上溜达了，也不去买醋了，甚至四福的娘让他去买一袋盐他都没心思去，喊一声：“四福，帮你娘买盐。”他也不去看他们打牌了，有什么可打的，输赢就是那几毛钱，不值当浪费时间。他独自蹲在堂屋的灶台边抽烟，老烟叶子，夏天种那么几棵，晒干后揉碎了，冬天用纸自己卷烟，抽了一卷又一卷，自己在那暗自发笑。
他又让四福把那三个成天扎在打牌人堆里的哥哥们叫回来，上一次的事，他嘱咐了三个儿子，任谁也不能说出去，年轻人毕竟还是年轻，有一点儿小收获，身体就不由自己掌控，肾上腺素分泌旺盛，多巴胺活跃度提升，浑身上下的细胞都不安分，走路带风，动作都变形。不过确实这么多年，这一年冬天柳四福家已经吃了好几次白面馒头。四福爹从外面磨回一袋白面，四福娘问他：“今年收成这么不好，你这是不过了吗？居然吃起白面来。”
四福爹理直气壮地说：“想吃就吃一顿两顿的，也吃不完，给孩子们改善一下。”
四福娘年轻的时候也不爱管闲事，家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都有什么，没有什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拥有什么，她也不想操太多心，那是男人该做的事，四个儿子就够她忙活的了，能给孩子们吃上几顿馒头，再好不过。想必她也认为吃这么一两次也不至于真吃完，那就给孩子们多吃几顿吧，肉吃不着，馒头就多吃一两次也算给孩子们补充营养。
那时候五福堂还没有电灯，冬天天黑的也早，吃完晚饭，四福爹把煤油灯点上，又把四个儿子叫到堂屋，倒一口袋黄豆在地上，说是要给孩子们磨豆腐吃，明面上是捡豆子里的杂草，石头子，窸窸窣窣的声音，在秘划着发财之道，怎样吃饱饭后，还能吃的更好，还能存下足够的粮食，四福娘伺候一家大小，早已累的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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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带着那些人来找四福爹的那天，白毛风雪，腊月初八，四福娘把家里的各种豆子凑了一锅腊八粥熬了大半天，也就是那些红豆，黄豆，豌豆之类的，也不会再有什么，正宗的腊八粥，什么莲子啊，红枣，核桃仁啊，桂圆的，还有哪些七七八八，只有城里有的精贵玩意儿，他们祖祖辈辈恐怕也没吃过，见都没见过，五福堂那些年连红枣都见不到，见到的也是生了虫子，干巴巴的一副烂躯壳，里面被虫卵和它们的尸体填满，有的打开里面，虫子还在活蹦乱跳蠕动，根本没有甜味，馊馊的苦味，更别说知道其它东西什么鬼样子。
烧上半天功夫，炕也热了，豆子也烂了，再把仅有的半碗小米淘干净放入锅里，看不见豆子，只见汪洋一片似的豆汤，她用专用的烧火铲子一次又一次地把干羊粪夹着干杂草塞进灶膛里，吧嗒吧嗒用力地拉着风箱，灶膛里的火苗被风箱呼哧呼哧吹的，坚挺有力，锅盖缝隙散出的蒸汽像少女一样曼妙，轻盈，飘飘欲仙，大铁门就在这时哗啦啦地开了，停顿片刻，等人走进来又被哗啦啦地关上，插好插销，她以为孩子们踩着饭点儿回来了，也不起身，不慌不忙接着熬粥。
如果没有这大铁门，他们家这院子就像一片废墟，根本不像有人住的景象，灰头土脸，破败不堪，石头和泥巴堆砌起来歪歪扭扭的三面半矮土墙，被那些喜欢跳墙，懒得开门的老老少少们的胶鞋底子，和穿着打补丁裤子的屁股都磨的灰亮灰亮的了，如果没有那扇快散架的大铁门，他们家可能早就被那帮小子踏为平地了。每次四福和他的小伙伴们狼烟四起般地跑跑跳跳过那一道院墙时，仅有的几只柴鸡就被惊吓的呱嗒呱嗒地又跳又叫，就差飞起来了。
四福娘拍拍粘在身上的干草，肥腿棉裤上面一层干羊粪碎末，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味，羊粪和干草混合的怪味儿，呛的她干咳了几声，就听见不一样的脚步有节奏的靠近堂屋门口。
她喊了一声：“四福？”其实她听得出来，不是四福的脚步声，他们全家男人的脚步声都没有这么稳当，日子不安定，人怎会走的稳。
村长带着两个高个子的男人走进柳四福家破烂的院子，烟囱里冒着烟，正好是做晚饭的时间，五福堂的傍晚，炊烟袅袅，蒸腾一片，站在西山顶上纵览全村，盛世繁华，孤独失落的时候爬上西山，看那些人出出进进，忙忙碌碌，迎着风赶路，个别那么几个人偏偏要迎着风赶路，没风的时候在家躺着，大风天出来，走在雪雾里，飘飘忽忽，像极了梦境里的鬼魂。村东到村西尽头贯穿一条笔直的路，是全村最干净的一条路，它代表五福堂的形象，当然要干净整洁，像城市里那种非常规范的柏油马路，像飞机划过天空留下的那条直线，那时候别说飞机，就连火车也没见过，对外的交通工具大多数是靠马车，能坐一次大巴车，感觉要去的地方比美国还远。
村长偏偏赶在晚饭时间来柳四福家，若要在平时，那真是不懂规矩，晚饭时间来，他应该知道这是给别人难堪，自己也捡不到脸面。村长家吃的什么饭，柳四福家吃的什么饭，这个时间来，是让他吃，还是不让，想必他也不是来吃饭的，那他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像他家这种情况，这种日子，这种不起眼的人家，村长何时来过?想必平日里都不会经过他家门口。果真村长带的那两个人不一般，他们刚踏进柳四福家堂屋的门，紧跟着就听见外面有一辆动力十足的吉普车停在门口，从车上下来四五个比刚才那两个人还壮实的年轻小伙子，脊梁挺的直直的，昂首阔步，铿锵有力地往里走，那两个跟着村长走进来的，看上去像是十分有素质的男人，其中一个年龄偏大的硬生生地冲四福娘喊：“人呢？”
农村妇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这个村子，尤其是像柳四福娘这样，连续生了几个孩子后的农村老妇女，还有什么机会去别的地方，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出这个村，何况出去做什么，又没什么要紧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不就是吃喝拉撒吗？在五福堂都能满足，所以这里的人，尤其是女人们，并不渴望去别的地方，那也没什么新鲜玩意儿，所以她也压根没见过今天这几个男人，也没见过这般高大凶猛，说话毫不客气的人，吓的她哆哆嗦嗦从灶膛边站起来，还没说话眼泪就吧嗒吧嗒的往下滚。
先前还走在前面带路的村长，不知道什么被挤到了犄角旮旯，从后面使劲探出半个脑袋，结结巴巴地说：“四福娘，四福爹，还有大福，二福，三福都去哪儿了？”
村长一年四季也不来他家一次，来一次就找全家，何等重要的事。四福娘唯唯诺诺地小声说：“快回来了，到吃饭点儿肯定回来。”
村长和那些男人们就不再说话，四福娘也不敢说话，大家就傻愣傻愣地站在堂屋地上。果然没一会儿，他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跳墙的跳墙，开门的开门，进来一个，他们掏出手铐就擒拿一个，除四福以外，家里的四个男人都被拷上了。四福娘瞬间瘫坐在地上，不会说话，也不哭了，更不敢问这是怎么回事，饭都没来得及吃，他们就被带走了，可惜了一锅腊八粥。
从那以后四福娘就不说话了，说什么都没什么用，何况她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做过的事，就是抹不去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