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是一篇小说。算是吧,没怎么写过。
写这篇小说很费劲,从2006年开始构思,后来开始落笔,写了一年多,才只写了一万多字,被其他事一打搅,放下不写了。五六年之后,忽然有了一点空闲,才又拿起来。硬着头皮写完,一看日历,已经是2014年了。
最初,只是因为看到听到一些事儿,想写一点感受,没打算写小说。
真实的生活,有时候也就如同所有乏味的小说那样,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男人,由于他们共同认识一个女人,于是在这两个男人之间,会有很多事发生。但最终,他们谁也不认识谁。
他们甚至不认识自己。
许多时间就这样消逝了,连同生命。
在时间看来,活跃在它怀抱里的这些家伙,在其短促的生命里,什么也没有做,他们的活动毫无意义,包括他们视如生命的爱恨情仇。
但他们自己不这样想。
于是,就产生了很多过度的行为。
过度。
度是什么?
在社会中,度是什么?
在家庭中,度是什么?
在爱情里、亲情里、道德里、性格里……度,又是什么?
过了这个度,将会怎样?
忠诚与背叛,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爱与死,误会与宿命。在生活的天平上,生命的砝码到底有多重?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我想写下来的感受,可一直不大清楚到底该怎么写,我看到听到的事儿很凌乱,是同一类事件,分别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记述和阐述都很难。后来我想,如果让这些事情集中起来发生在甲乙丙丁这么一组人之间,比如,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谁跟谁认识,谁跟谁是夫妻,谁跟谁是陌生人,什么机缘让他们凑在一起,等等,写一个就像那些八卦的都市情感剧一样的东西,是不是会好一点?
于是,小说的开头不大像小说,倒像是个剧本儿。
但是写剧本儿也异常艰难。我不大擅长去体会别人的心理活动,据说这是情商低的表现,剧本儿断断续续,写得很慢,几乎变成小学生练习作文时候的描写训练。
但我不急。我想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灵魂从文字无法企及的深渊里慢慢浮上来,漂在水面上,象池塘里的泡沫,在阳光下闪耀着彩色的光,然后破灭。这是一个艰辛而又宁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才知道,我其实一点也不了解我的作品中的人物。
我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想。
即使是小说里的人物,他们也是有生命的,当他们活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逻辑或者规律产生并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这不是我在创作,而是他们自己在活动。故事一旦开始,它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我不像是在编故事、写小说,倒像是在记录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真实的生活。
我把这部小说的题目定为《午后》。
午后,是最热的时候,也是最浮躁、最沉闷、最无聊、最无所事事的时候,太阳正红,但已经在往下走了。
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命运,似乎都与午后有关。算是一种暗示或者象征吧。实际上象征意义并不十分明显。
杀手,一直是我的隐秘的梦想之一。有自己的原则,为了某种目的,以不为人知的方法去剥夺别人的生命,是杀戮,更是惩戒。
所以,我让舒岩成为杀手。象“阿荣仔”那样无情,象“天使”那样神秘。
有杀手,就会有命案。
把这个故事放在一个破案的过程中,是为了设置一个旁观的角度,便于叙事。同时,可以理直气壮地设置悬念,以便勾起读者的兴趣。但我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悬念大师,我是学会计学的,总是习惯于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顺序的颠倒对我是一种灾难,平铺直叙才不会让我惊慌失措。显然,我只不过是个象会计记帐一样写小说的伪作家。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我给自己找了个天大的麻烦。
驾驭这样的题材真的非我所长。
但故事已经开始,我别无选择。
我无法放下这个小说不写,那些人物都在那里活着,我不能无限期地把他们囚禁起来。
但是,如果要写,我写什么才好?
柳影与张伟的婚外情是一条线,张英与舒欣的恋爱是第二条线,理论上讲,这是两条平行线,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邵枫雇佣舒岩杀张伟是第三条线,这条线与另外两条平行线相交,三条生命化为乌有……
中间搁置的那几年,有时候也会想起来这个烂尾楼。我想,如果有一天写完了这本书,大概会写到爱,写到死,写到尊严,写到道义,写到卑劣,写到忠诚和欺骗,写到善恶果报。里面有我珍视的东西,也有唾弃的。在生活中,我往往无法坚持这些立场。所以,让书里的他们去坚持吧。
现在写完了,看了看,好像预想的那些都写到了。于是觉得还算满意。
故事是2006年发生的,所以里面的人都在发短信,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写完之后,我也想过把故事整体向后推八年,让它发生在2014年,不难,只要修改几处年代和通信手段即可,但我这人懒惰得很,于是就这样了。
我不知道这篇小说会在2015年还是2020年才会被人看到,如果你现在看到了,请不要惊讶它为什么有点跟时代脱节的感觉。就当那个平行世界离地球有八光年的距离好了。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