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横渠张子言：“心中有所开，即便劄记。不思，则还塞之矣。”明朝薛瑄最是欣赏此言，遂于心中有所开时，随即录之，盖以备不思还塞也。积年累月，遂成《读书录》、《读书续录》，皆躬行心得之言。之前读完了张四维的《条麓堂集》，就开始读王家屏的《復宿山房集》（第十五卷~第二十五卷）。其中主要是议、论、策、对、说、解、引、序、记、铭、赞等。遂录所记，若所见之是否，则俟正于读者诸公。
王家屏，字忠伯，山西大同山阴人。明隆庆二年进士。《明史》称其为“端士”，“深识有谋”。其事迹具见《明史》本传。观其议论，多言兵事，及读其传，知当时战事颇多。其称“不乘危，不缴幸，观于无形之变，而欲为之图”，很有启发意义。
在《孔子学无常师》一文中，王家屏说“欲学圣人者，学为颜子可矣。”去年在诸子学的课上，我们老师给我们讲“孔颜之乐”，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再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中窃喜，以为王家屏倒是很有见解。在《论语》中，颜回的言语并不多，但是孔子在谈到颜回的时候，总是赞美之辞，比如“回也不愚”、“贤哉回也”、“有颜回者好学”。颜回对老师的言语“无所不悦”，孔子称其“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颜回之所以能如此，除了天纵之圣外，更多的便是“不迁怒，不贰过”。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实是非常难得。大学引汤之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而颜回便真正的做到了“日日新”，这便是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优于昨日，气质在无形中就有了质的变化，无论是孟子的“善养浩然之气”，还是曾国藩的“涤生”，概皆如此。
孔子学无常师，故能成其大。同时孔子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为浮云”。他也这样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这便是师生二人的“乐”。他们的这种“乐”，后来的庄子又是多么地相似！以前总有一种缪识，那就是道家总是消极的，稍有不意，便隐居避世。殊不知道家是最为积极乐观的，无论在任何的逆境下，总能坦然应对。老师讲完了孔颜，就给我们讲庄子，其意义便是在此。现代生活，总是快得让人手足难措，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怎样去面对他们，怎样安抚困顿的心灵。孔子，颜子，庄子，他们那里便有良药。只是每个人生的病不一样，所用的药方也会有所区别。但是圣贤的经典不会吝惜，只要有所求，你便可以随意索取。
在《王仲淹续经意指对》一文中，王家屏为文中子王通进行辩护。王通尝续经，仿孔氏，读者不察，讙然攻之。有鉴于此，家屏认为王通“其志勤而言微，忧深而思远”，是不得已而为。他说“自古修文之士，未有不激于所感者也。”在批评史的课上，老师也曾给我们讲过王通一些看似偏激的言论，王通谩骂当时文人，尽批古之文章泰斗。如果我们仅仅只做一些语气的解读，那么对于王通的认识是不是太过肤浅呢？孟子说“尚友古人”，在此便是要分析其用意所在，找出其“偏激”的根由，内心的深切用意。如此方可见其理论气魄，非一般人可比。众所共知，鲁迅先生的言辞非常犀利，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曾是不遗余力，某些见解也是异常偏激，缘何如此？难道就不能温言细语吗？“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唯有如此，方可醍醐灌顶，发人深省。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亦是其愢愢切切之热枕。正道本不偏激，本是万事存在和发展所依据的稳定规律。时代不一样，中庸的表现便有所不同。家屏所言“忧深思远”，也是老师上课时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另一句便是“考镜源流”和“圆照博观”。用《论语》的话来说，便是“视其所以，察其所由，观其所安”。此不赘言。
其《汉儒专经名家源派考议》一文亦有颇多可取之处。他说“天地之道，寄之于圣人，圣人之心，著之于经训，是故《易》阐阴阳，《书》记政事，《诗》治情性，《礼》定名分，《春秋》昭劝惩，皆圣人所为，淑人心，垂世教也。”当然，无论是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还是在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都是这一观点。里面所说的“人心”、“世教”一直都是圣贤们所关注的问题，正所谓“是故君子不忧学术之不明，而忧教化之不立”。其后又说“道在天地间，无一日可息也。”其旨同于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如果用现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看，这些可能是“唯心”的，但是这却又是一个存在的理解误区。在对汉儒和宋儒的理解上，他说“是故汉儒之训诂，宋儒之理学，所乘之时不同耳，而未可以轩轾论也。”却如其说。汉儒和宋儒所处的时代的不一样，所以其理论会有所不同。其后他又说：“六经之训，圣人之心也，有得于圣心，则六经之训，固因之以贯；有裨于圣训，则圣人之心，亦赖之以明，非有二也。通于此说，而以之穷经，有达观矣。”而学为圣人者，不当求之圣人，而当求之吾心。非吾之心即圣人也，吾心之本体，即圣人心之本体也。
其《宋韩、范二公经略西事始末》一文主要论述了韩琦和范仲淹的军事行动。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词作《苏幕遮》，那时便知道范仲淹是一个心忧天下的仁人君子，亦或者是一个优秀的文人。然而也就是这样的惯性思维，让我们在很大层面上，只是狭隘的理解了古人。当时军中流传着两句话，一句是“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另一句便是“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其威名并重一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非常之多，实在是不胜枚举。而我们现在的很大的误区，就是局限在他们文学上的成就。而那些所谓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业余的消遣。比如我们都熟知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但是他的一生就想在政治上有所追求，同时希望在经学上有所成就，苏氏父子集数年之功写了一本《周易易传》便是见证。在明朝，在此方面最为突出的当数王阳明。王家屏在《新建文成侯谥议》中说他：“问学渊源，早锐志于作圣；踐履纯至，晚见道于良知。”又说：“公有辅世之志，而力足以称；有应变之才，而谋足以济。原其始，盖本之学问之功；要其终，允就其经论之绪。”中国士人，自古就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问以成，则用之以辅世，未尝一日稍懈其志。夫士贵立志，亦贵养气。志不立，则中懦；气不养，则外怯。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故立志养气之说，自孔孟求之。
其余文章但为序、记。《论语》所谓“以文会友”，信然也。
2017年2月某日 于文瀛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