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5日，杨家小区楼下，一排花圈安静地摆放在路边。吊唁者络绎不绝，每当有人走进小区似在打量寻找，便有热心的居民上前询问是否来为杨敬年先生送行，并为其指路。
9月4日上午11时52分，南开校园里几代师生所共同拥有的那个传说与奇迹——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悄然逝去，享年108岁。
客厅里，门旁桌子上曾放着杨先生105岁寿辰时的报道，那时，他举着红酒杯从报纸上冲人们微笑。现在，客厅的这一角被布置成简单的灵堂，他从另一张照片里，注视每一位前来同他道别的朋友。
就在一个月前的8月6日，我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见到先生，不曾想，那也就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那天，他说自己也会想到死亡，“我不怕死”；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他说“俯仰无愧，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提到一副对联，“同生死，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去名缰，斩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一生命运跌宕起伏，历经坎坷磨难，但从未失去信念，杨先生是足以轻言一句“俯仰无愧”的。37岁留学牛津，40岁回国教书；50岁到70岁，被错划右派，翻译了合200万字的7部经济学著作、定稿校审了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71岁平反后，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培养学生；86岁才从大学讲台上退休；88岁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95岁又增译6万字；100岁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人性谈》再版，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
他告诉我们自己挺过一次次逆境的秘密是“以义制命”的原则，就是不管处于什么境地，都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命是我不能改变的处境，义是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时代原因，这位牛津大学博士、“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中两位的得意门生、南开大学财政系的首位系主任，最终都只是一位硕士导师。他没有“博士生导师”的头衔，没有显赫声名，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举动，但这丝毫无碍于学生们称他是自己“毕生的老师”，丝毫无碍于无数人为他的人格力量所打动。
8月29日，对杨先生的报道刊发后，引发了众多读者讨论。有迷茫的大学新生留言说要直面生活，有青年人说要奋起直追，谁的青春不奋斗？也有年长者说和杨先生比，自己还年轻，不能懈怠，要向杨先生看齐。
“国人楷模，学人楷模，教师楷模”“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学者、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堪称国宝”“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东方的无坚不摧”“我永远的榜样”……
人们热烈赞颂着这位以一生追求学问，直到生命最后都还在思考“中国的未来”的学者，而我尚未来得及将这些信息转达，尚未好好告诉先生人们的思考与感动，尚未与一个月前听我抱怨知道先生知道得太晚，知道得再早一点要来听先生讲哲学课而笑出声来的他再见一面，便收到先生过世的消息。
杨先生的家人安慰我，说已在病床前将文章读给先生听，又感叹先生在离世前接受这样最后一次采访，是冥冥中的安排吗？——这是冥冥中的安排吗？这是冥冥中的安排吗？我们竟将永抱这样的遗憾！
生前，杨先生曾同家人要求丧事一切从简，甚至提出要把骨灰撒入大海。杨先生的朋友觉得，先生不会喜欢我们太为他的离开难过，不会喜欢自己在过世后突然被捧到什么位置上。
他们反过来宽慰前来送别先生的人，老子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杨先生一生都是“舍身”而宠辱不惊的人，现在，他只是“摆脱一切束缚，迈入了下一个阶段”。
杨敬年先生走了，杨敬年先生还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