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把灭火队叫做“消防队”？如果把“消防”一词的诞生说成是来源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人们恐怕不太相信，因为国家出版的词典上没有这么说。但我认为这是当初的词典编撰者，不敢面对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事实，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
在抗战以前的历史时期，文献中并没有“消防”一词。直到抗战开始以后，才有了消防一词的说法。
《重庆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防空当局按作战手段对防空进行划分，主要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大部分。”
积极防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高炮及照测部队对入侵飞机进行阻击，以掩护首脑机关和重要军事、经济设施，有效地降低空袭损害程度。
消极防空主要是组织民众和地面人员非武装地单纯对空防御，即构建大量防空设施，其主体是防空洞防空壕，另外加上防护团中的灭火队救护队参与被炸后的灭火、从废墟中抢救出伤员等工作，尽量减少或扑灭被日机轰炸所造成的损失。
“积极防空”简称“积防”，“消极防空”简称“消防”，人们习惯地把履行灭火和抢险救灾职责的队伍统称“消防队”，这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消防队职责基本相同。
从记事以来，耳边听得最多的专用语就是防空洞，印象最深刻的建筑也是防空洞。只是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在道旁、崖壁、山体中挖那么多的洞子？
渐渐地从父辈们口中得知重庆之所以到处布满防空洞，是因为来自远东那个岛国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在了解了抗战岁月重庆市民“跑警报”“躲防空洞”的壮烈景象和较场口大隧道发生“闷死人”的悲惨事件后，才如梦初醒，恍然明白。
抗战初始，国民政府空军和高炮部队还能与日机对抗一阵，实施“积极防空”，随着空战失利，制空权被剥夺，与“积极防空”配套的“消极防空”才被逐渐强化。
重庆人对防空洞建设的意识是经过血的教训后逐步加强的。
1938年2月18日日机第一次轰炸重庆时，不少市民还聚在街头河坝争相看热闹，抬头仰望天空，数天上有多少架涂着太阳旗的飞机，直到飞机“下蛋”落地发出巨响，炸得地面浓烟四起、血肉横飞后才知道这个“机蛋”是要命蛋。
特别是1939年5月3日，日机一次轰炸造成死伤上千人；5月4日，一天死伤超过五千人，创下了世界轰炸史一次性轰炸死伤人员最多的记录，善良无辜的人们才觉悟起来。
官方组织修建的了一条防空大隧道，从1938年开始，历时两年完工，由朝天门开始，经临江门、通远门到达南纪门，横贯主城东西南北，全长3722米，是全市最大的公共防空隧道。
同时，政府还号召发动民众自建防空洞。于是，一场人类史上浩大的开挖工程在重庆的山脊、崖壁、坡坎、路边展开了。
成千上万的民工、石工、木工、铁匠、泥水匠、砖瓦匠风餐露宿，冒暑热斗严寒，肩挑背磨，以最原始的工具、最笨拙的方法，一手一脚，一锤一撬，开劈山石土方，那阵仗真的叫宏大，“叮叮当当”的凿石声甚至掩没了日机隆隆的飞行。
截至1943年底，修建了遍布全市城乡各个角落的防空隧道和防空洞1827个（不含非规范的临时性猫耳洞、掩蔽坑），总长83957.3米，总容量达44.5万人，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工程网，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道奇观。
尽管后来出现了“六五”较场口大隧道惨案，但“亡羊补牢未为晚”，随着轰炸中不断积累的血的教训，防空系统不断得到改善，越来越有效和健全，防空洞的作用越来越大，伤亡人数逐年减少。
据统计：日机每颗炸弹的死伤者，1939年平均5.5人，1940年平均1人，1942年平均0.3人，成为当时“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人们这才真正体会到“消极防空”并不消极。
一首当时流行的民谣很说明问题：
让你龟儿子轰，
让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
不怕！
让你龟儿子轰，
让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
怕啥！
重庆的反空袭斗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惨烈大轰炸中，重庆国民政府和人民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实际行动，凝练出了顽强坚韧的“陪都精神”，粉碎了日寇妄想“以炸迫降”的战略意图，使其成为泡影。
正如英国当时驻华大使薛穆所说：重庆“象征中国不屈不挠之意志与决心”，“成为联盟国家所为振奋之精神象征！”
抗战胜利后，这些防空洞大都被废弃，随着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大量消亡。但也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防空洞，许多还被派上了新的用场，叫做“平战结合”。
八年抗战，“陪都”重庆是日机野蛮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期最长、损失最惨重的城市。
这些遗留下来的防空洞，就是日寇血腥罪恶的见证，将永载史册，矢志不忘。
“以史为鉴”， 通过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后来者们要认真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现代化战争中防空事业的发展规律，为打赢反侵略战争做好充分必要的军事、思想、物资等战略战术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