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曹操离开娘胎时就立志做一个乱臣贼子。生逢东汉末年那样一个烂透了的年代，就连皇帝也被权臣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或毒死或废掉，更何况那些个死心眼的所谓忠臣，多数没有好下场。读的书多了，经的事多了，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人心本来是无所谓忠奸的，忠或奸都是后来的社会环境造就的。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论，虽然有些骇人听闻和以偏盖全，但就环境对人的影响方面来说，还是很有些道理的。

社会的动荡不安对人民这个整体来说是不幸的，但同时对人民中的一小撮不安于现状者来说，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曹操很自然地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要说这时候的曹操就立志要取汉而代之，实在是冤枉了他：他散尽家财建立武装，是为了帮朝庭打黄巾；他冒险行刺董卓不成，弃官逃亡，与众豪杰联合讨伐董卓，也是为了保住汉朝的皇帝；他独自率兵迎接已经无处安身，几乎混到“丐帮”里的汉献帝到许昌，本意也是让皇帝安定下来，让天下人吃颗定心丸。在这个阶段，曹操是标准的忠臣样板，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政敌们说辞，其实那时候的汉献帝根本不是什么香饽饽，更像是块烫手的山芋。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曹操对汉献帝还是十分敬畏的，循规蹈矩。至少在这个时候，他只是想利用皇帝这块金字招牌，削平天下，至于说他那时候便想取而代之，明显缺乏实证。逼杀伏皇后，是因为国舅伏完看小曹权太大，想暗算他，曹操为了保命，只得“清君侧”。他也觉得这事做的太过份，为表歉意，便把自己的两个女儿献给皇帝做妃子。有人认为这是在皇帝身边安插眼线，可是有必要送两个女儿吗？这一点，对照一下董卓刚进洛阳时擅自废掉少帝的飞扬跋扈，以及当年霍光废掉海昏侯刘贺的故事就不难得出结论。这时候的曹操，只能算个权臣，离所谓的奸臣，还有一段距离。

在消灭了割据称雄的几大势力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可谓踌躇满志。有一次酒后，他对左右亲信坦露心迹：他最初的志向不过是死后得到一块刻有“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石碑，现在已经是魏王，还兼着丞相，位极人臣，没什么可遗憾的了。本想解甲归田，但唯恐兵权交出后为人暗算，自己丢了性命不说，从此天下又将大乱了。后世很多人对他的这段表白不以为然，认为他这是在政治作秀，为他大权独揽找借口。但我认为不管是不是他的心里话，当时的形势就是那样。如果让曹操主动交出大权，以皇室的暗弱，诸侯的强横，国家非但不能安定下来，反而又会群龙无首，百姓又得受二荏罪。

即使到后来，粉丝们竭力拥戴曹操做皇帝，一切都已水到渠成之时，他还是坚决不答应。但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确定，汉王朝气数已尽。曹操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手下越来越迫切的呼声中，他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愿为周文王。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死也不肯背上“篡汉”这个罪名的，如果汉朝真的该完蛋，那么就由他的儿子曹丕来挖坑埋土吧。

曹操到这时候还怕什么呢？大半个天下已在掌中，人心归附，连三岁孩子也看得出来，这天下该姓曹了。至于那两个对手刘备和孙权，根本就没打算为汉王朝殉道，单等着他一登基，就跟着称孤道寡了。他现在似乎没有任何的现实障碍，如果说有什么忌惮，大概只有一点：从小受到的正统教育使他从内心里不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在他之前的王莽，在他之后的司马昭，都是当仁不让地做了皇帝，没半点客气。但说句公道话，这二位的文化造诣给曹操提鞋都不配，其受到的传统教育也远远不如曹操深厚。由此可见，曹操虽然是个个性张扬的枭雄，但在骨子里，到死都烙着一个儒家的“忠”字。

曹操的历史表现其实并不象个城府很深的政治家，有时候他的身上有许多文人的傻气，说话直来直去。比如说“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历史上确有这段精彩的对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真是心里有啥嘴里就说啥。相比之下，一向被后人誉为“忠直仁厚”的刘备却表现得狡诈油猾，支支唔唔不象个男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艺术成就不俗，但对历史进行了片面的主观的演绎，为了尊刘，必须抑曹，所以竟不顾史实，将曹操刻画成一个无赖泼皮式的政治流氓形象。对于小说，作者姑妄写之，读者姑妄看之，只是一种消谴罢了；但对于历史，对于人物的真实面目，我们还是应当尽量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还原他的本色。

做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就要时时面对来自上头的猜忌和下面的攻讦。这倒并不是因为其个人的品行和能力一定有什么问题，而是身处于这样一个风侵雨凌的地位，形势使然。至高的荣耀，也意味着无尽的责任，无穷的烦恼。看看历史上权重一时的名臣，有几个能得善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最先倒下的都是心慈手软之人。曹操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一切看得很透，之所以死死抓住权柄不放，最初的动因也许是上进心，但到了最后，目的就仅仅剩下了保命。他曾说：“吾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这虚名就是世人所谓的忠孝名节，就是功成之后，还政于皇帝；这实祸就是大权旁落之后身败名裂，国家动荡民不聊生。

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名节，倡导忠孝。这本不错，但有些人走向了极端，把小我的名节看得比百姓的福祉更重，为了自己身后的好名声，不顾天下苍生的死活。很多人明明知道前面是火坑，为了这个文化意义上的名节，也要硬往里跳，违背了人的本性。而曹操则是个本色的文人，他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始终保持了人性的自然本色。比如那句著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天知道有多少人在心里把这句话奉行为生活的不二法则，但公开宣扬出来，却未必奉为座佑铭的，大概只有曹操吧。很多事情可以做，但不能说，可爱的曹操却不管不顾，随心所欲。在他之后兴起了一股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文化品格——“魏晋风度”，崇尚的就是自然和真情流露，不矫情，不做作。这股风尚的形成和弥漫，与曹操和其子曹丕、曹植及他们宠爱的建安才子们的作为是密不可分的。

反主流的思想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民族内终究是个另类，所以另类的曹操最终还是没有被占据正统地位的主流意识接纳和原谅，以至于在戏台上以标志性的白脸形象成了历代奸臣的代表人物。但戏剧永远是供人消谴的玩意儿，生活中的忠与奸也远远不是可以用脸上的肤色来简单区分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谁若还天真地把戏剧当历史，把肤色作为鉴别忠奸的ＰＨ试纸，不是个十足的傻瓜，就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