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有一天，苏轼的一个朋友王巩从广东岭南回来。苏轼为他接风洗尘，大摆筵席。席间，问朋友的歌妓宇文柔奴：“岭南的风土，应该不好吧。过惯了京城的锦衣玉食，你习惯吗？”柔奴轻柔且坦然说道：“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
同是天涯沦落人。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湖北黄州。朋友王巩受牵连，被贬更偏远荒凉的岭南，柔奴也随之前往，历尽人世艰辛。此时，再次团聚，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欢声笑语间道出了苦难者的处世哲学：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的苦难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的贬谪之路渐行渐远，“黄州惠州儋州”，远至荒芜之死地海南岛。命运无法逃避，唯有以心态扭转乾坤。苏轼用一生演绎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豁达。
如果没有意外，苏轼应该早已走上人生巅峰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走出四川，一鸣惊人。科举考试被考官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弟子所作，为了避嫌，改成了第二。欧阳修盛赞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一时，名动京城。
又参加更严格的制科考试，高中第三等，他弟弟苏辙第四。第一第二虚设。有宋以来，苏轼乃百年第一。仁宗极度欣赏：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在重视文人的年代，苏轼的未来一定一马平川，扶摇直上。
既生瑜何生亮。苏轼在世，来了个王安石。王安石前半生都在拒绝朝廷任命，就是等待一个机会，改革，势在必行。
所以，决意改革的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拍即合，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小16岁的苏轼凭借政治的敏锐，认为改革操之过急。朝中立刻分为旧党和新党。作为新党领袖，王安石自然把反对新法的苏轼放在旧党一列，坚决打击。
政治上一旦站错了队，仕途将如履薄冰，异常凶险。反对新法的人，一个个被排挤出京。包括欧阳修，司马光。
苏轼尽管为避新党锋芒，自请外放，在地方上，造福老百姓。但心直口快的苏轼，在地方上看到新法的不尽人意，怎么可能隐忍不发呢？
然而，苏轼终究没躲过政治迫害。新党惧怕苏轼的巨大影响，费尽心思要致他于死地。从他的一篇篇诗文中，寻找证据，网织罪名——藐视君主，诽谤新法，甚至意图谋反。在变法派的裹挟下，此时正亲自主持变法的宋神宗勃然大怒，将苏轼打入冰冷的大牢。这就是乌台诗案。
苏轼确实写了几首评论新法的诗。但仅以言获罪，似乎又罪不至死。可见党派斗争多么残酷。文人苏轼经受过严刑拷打，被关押100多天，已经万念俱灰，等待死亡的宣判。一代天才即将陨落。
此案牵连者很多，包括司马光、王巩、驸马王诜等39名与有书信来往的人。牵连者大多是保守党派。可见，神宗想要借苏轼的影响力，打压旧党，消除变法路上的障碍。杀鸡儆猴，或许苏轼要成为变法的牺牲品了。
此时，名人效应发生了作用。舆论倒向了苏轼。朝中有一些大臣向皇帝求情，苏轼的弟弟苏辙，也上书给宋神宗：愿意削职为民，换取哥哥苏轼的生命。
苏轼的最大粉丝曹太后病重，神宗想大赦天下。曹太后说，苏轼是仁宗留给后代的宰相之才。怎么能因几篇诗文，杀害宰相之才？不用大赦天下，只需放了苏轼就够了。
连政敌王安石，也上书给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变法屡屡受阻，两度罢相，都源于旧党保守派的阻挠反对。王安石能站出来声援反对派苏轼，除了凸显王安石的宽广胸襟，正人君子，更是王安石对苏轼的惺惺相惜，惜才爱才。
其实神宗也舍不得杀掉这个才子。尽管神宗也相信苏轼的清白，但正好借苏轼一案打击旧党。因此，最终宣判苏轼以罪臣之身流放至黄州，任团练副使，无实权，无俸禄，不能随意离开，受当地官吏监视。
经历生死劫难的苏轼，此时如惊弓之鸟。曾经敢犯颜直谏的人，现在噤若寒蝉。从一京城高官堕为偏远地方的囚犯，大起大落，人生如梦，是沉沦堕落还是收拾行装，重新来过？
黄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见证了苏轼的消沉，也见证了他的蜕变。有朋友的资助，有邻居农人的帮忙，家人的陪同，他找到了一心安之处——东坡。东坡上，一个男子，戴着斗笠，立着锄头，在落日余晖下，驻足在庄稼地边，看云卷云舒，漫天晚霞。他自称为东坡居士。这一方小天地，让他从神降落人间，化为凡人。“最是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苏轼嗅到了大地朴实的味道，听到了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仿佛故乡传来的阵阵笛声。
从此，黄州成为苏轼心中的故乡。
随遇而安，随心所欲，率性而为。
展现吃货天性，自己做厨子，到处寻找美食，制作美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还写了一篇《猪肉颂》，教大家做东坡肉。
和朋友佛印江上泛舟。苏轼来一句：狗啃河上骨（河上意为和尚）。佛印扇子丢进水里：水流东坡诗（诗可意为尸）。哈哈，如此朋友，如此斗趣，何不乐哉。
路遇大雨，直接躺平，也不避雨，自我安慰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夜里喝醉了酒，轻拍房门，无人开门，来到河边，调侃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与友结伴游赤壁，面对友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伤，他反而安慰道：“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变，月亮阴晴圆缺，时刻在变；不变，月亮自古以来始终高高挂在天上。现在的我们呢，每分每秒都在变化。但我们，一直是我们，我们一直没变。我们与万物都是永恒的。
苏轼对待生命已然有了更高的审视。超脱自然，超脱苦难，超脱人生悲欢，他还是那个苏轼。不管曾经多么春风得意，不管如今多么失意黯然。“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诚然，苏轼，在黄州换了一种境界。怀才不遇，功业未就。面对低谷，佛不渡我，我自渡。于是，干农活，唠家常，开玩笑，游山水。及时调整心态，看淡荣辱，享受当下。
命运不薄，人生似乎又有了点转机。
新帝登机，旧党上位。苏轼和之前提到的王巩等受害者又回到了朝廷。苏轼火箭升迁，离宰相就差一步了。
可是看到旧党报复新党，全部推翻新法时，他又反对了。新法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不可全废啊。我们终于明白，苏轼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他是独立的，是赤诚的，是真正为国为民的，他始终站在真理一边。旧党傻眼了，你不是我们这边的吗？我们请回来了一个眼中钉。旧党开始不断排挤苏轼，苏轼不停外放地方。
不久，旧党失势，新党又上位。苏轼仍然被当做旧党一派。苏轼里外不是人。“树欲静而风不止”，苏轼的正直和忠诚，在愈来愈疯狂的党派斗争中显得那么可笑和脆弱。苏轼余下的人生难以平静地安放。
这次政敌下了杀心，疯狂报复敌党。宋朝不杀士大夫，党派斗争，都不会残杀政敌。所以最坏的贬谪，是贬到最偏远的地方。要么万里迢迢，路上病死累死；要么到达后，环境的恶劣，没吃的没住的，让你绝望死。
谁知苏轼在惠州还安放得不错。他在这里盖了房子，叫来了儿孙，居然打算长住下去。
生活惬意，“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看来要把惠州当故乡了。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每天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吃吃荔枝，睡个懒觉，这真是神仙日子啊。
被当时的宰相也就是苏轼的老朋友章惇听说了，心里非常不高兴。哎呦，苏轼居然还这样安逸，还能“春睡美”，他恶狠狠地说：“苏子瞻尚尔快活。”再贬儋州。
这是宋朝所谓的死地了。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有宋以来，苏轼是唯一一个被贬海南的高官。
年近花甲被贬海外，苏轼知道，这一去，可能就要死在海南了。
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
“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一向乐天的苏轼，来到岛上，不仅没有被恶劣的环境吓倒，反而又又叒变身吃货，发现了生蚝的美味，还告诫儿子，别声张，小心其他人也流放到这，和我抢生蚝吃。
政敌要是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要被气死呢？
60岁的苏轼在岛上，再次感到了生活的美好，他打算终老于此了。“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认为自己本应该是儋州人，只是寄居在四川。哎呀呀，苏轼到哪，哪都是他家。这心可真大啊。
他决定建设这个故乡。帮助当地人挖井，治病；开学堂，教化百姓。很多内地的人都慕名前来海南岛。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都是他的得意弟子。
后来在遇赦归途，他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被贬死地，虽然九死一生我也不悔恨，因为这次远游是我平生最奇绝的经历。
尼采说过：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
苦难给苏轼不是刻骨铭心的痛苦，而是奇幻的一生。
荆棘开出一朵花，梅花零落成泥依然香。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完美地做到居无定所，漂泊羁旅，却四海为家，随遇而安。
愿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苏轼，心安即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