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项洁拥有的四十六个包包都摆在地上，可以铺满一个15平米的房间。其中有圣罗兰的链条包、迪奥的戴妃包、巴黎世家的机车包、罗威的三角包、蔻驰的限量花朵包、古驰的缎带包…价格多在一两万人民币上下，塞满了二十多个柜子。
这些品牌里面，项洁买得最多的是古驰，“光她家的缎带包就买了四个，还有和包包同一个系列的高跟鞋。”她喜欢古驰偏年轻的设计风格，“不像另外几个老欧洲蓝血品牌，那么沉闷的学院风。”还有几个品牌是从来不买的——爱马仕、普拉达和香奈儿，“爱马仕铂金包55万一个，太贵。”至于普拉达和香奈儿，“我驾驭不了，感觉得像巩俐那样，个子高有气场的女士才适合穿。”
这些包包，加上三十双高跟鞋，和各种大牌衣服，令她120平的悉尼东区公寓不堪负荷，“怎么收拾都觉得乱。”
除了这些，26岁的武汉姑娘项洁还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权、悉尼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本科学位、悉尼科技大学营销硕士学位、宝马七系轿车、百万澳元存款和一个亿万富翁的父亲。
再加上娇小可爱、长得像日本女团的外貌，从各个方面看，项洁都拥有让人羡慕的人生。
但她不开心。
2016年，硕士毕业后，因为热爱奢侈品牌，项洁应聘到蔻驰的悉尼机场店里做导购小姐。
在澳洲，很多像她那样家境优裕的华人留学生干奢侈品导购，“一开始就是买买买，买得多了自然对这个行业产生兴趣。”“奢侈品牌也喜欢招会说广东话、普通话的中国员工，因为不夸张地说，现在澳洲一半的奢侈品牌销售额都是靠亚洲客在撑着，而亚洲客的主力就是中国人。”
年薪扣税后在五万澳元左右（澳元与人民币比率为1:4.8），按照项洁的消费习惯，这个收入也就够她一年买衣服包的，存不了什么钱，但是她乐意。
一周工作38小时，全程保持挺拔的站姿和亲切的微笑，客人进来先寒暄一番，问问他们来自哪里、出差还是旅游，就悉尼与客人家乡的风土异同交换意见，“要有话题聊，不能一上来就问人想买什么，人家可能只是随便逛逛。不管买不买，走的时候祝客人一路平安，旅途愉快。”不过这套细腻的服务标准常常用不上，因为——
“店里每天忙得跟打仗似的，航班一落地，中国客人就像蝗虫一样进来扫货”，澳洲一年有四次打折季，加上免税退税，算下来非常优惠——常常是国内价格的五折，所以店里总是乱腾腾的，“忙完一个航班，要赶快收拾货架，马上下一个航班的人又进来了，乌泱乌泱的，明明是强调一对一服务的奢侈品店，做出了大卖场的感觉。”
忙就算了，问题是糟心事儿也不少，主要出在中国客人的表现上，“中国客人一般会成群结队地进来，进来了就七嘴八舌，吆五喝六，强行插话，很吵，还会偷拿赠品，抢爆款包包，两个客人一人一边，扯一个包，那个场面…我们这儿好歹也是高档消费的地方。”
“伺候大叔大妈买完东西，他们还会拉住我聊会儿，问我什么学历，工资多少，干这个工作一个月能不能挣两千块澳元。”
“还有内地过来旅游的县长局长们，一进来就自曝身份，说刚买了十几二十万的劳力士，现在是来给小蜜买包的，翻译出来白人同事都笑话我们，说你们中国人这么明目张胆的吗，没法解释都。”
“来给小蜜买包的男同胞不要太多噢，一开始还会惊愕，觉得同胞真是坦荡，后来碰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直接问客人预算多少，然后在这个范围内，选当下卖得最火的一款，颜色越艳越好。”项洁说。
还遇见过因为退不了货撒泼大闹的，“大叫大嚷，揪着我说脏话，扬言不给退钱就一天堵在门口，结果白人经理一过来处理，立刻老实了，小声问我是不是故意找个洋人来吓唬他。”
“别看中国客人买得最多，品牌对中国客人还挺瞧不上，因为旅游团进来像抢货的，代购进来像搞批发的，都是风卷残云一样，所以品牌知道不需要为中国客人提供优质的购买服务，他们不在乎这个，都是土大款。”
台湾客人也不比大陆客人好伺候，一次照例的接待寒暄中，来自台湾某大学的教师旅行团对她抱怨起来，说他们使用酒店电梯，人还没出去，就碰到一堆大陆人往里面冲，“你们大陆人虽然有钱，但是素质不行，要靠你们这些新一代的大陆人去提醒他们、教育他们。”一直说大陆人素质不好，说了半个小时，气得项洁差点喊保安，“所有的东西都问一遍价格，照一遍相，最后啥也没买，走了。”
遇到过一对大陆母女，“超级有教养，问话轻声细语，一直说不好意思、麻烦您了，最后只买了一个400刀的小包包，我都特别开心。”碰到这种大陆客人，项洁会热忱地与他们分享品牌内部的优惠消息、自己长年买奢侈品的经验，怎么从五金、皮质、轻重、保养难度等各方面衡量一个包包，“但是这种客人太少了。”
除了同胞的麻烦，有时候还要面对白人的歧视。
一个白人姑娘，因为试皮带没有合适的尺寸，突然冲项洁发起脾气，说“你们的设计很蠢，只给f**king chinese设计这些没用的尺寸”，还有“为什么店里一半的员工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澳洲到处都是中国人？”然后要项洁滚蛋，“我不要中国人为我服务”，当着她面把货架给踹了。
白人姑娘被保安带离门店后，白人经理让项洁不要“take it to the personal or too serious”。
同样是这个白人经理，曾经在季度会议前，指着桌上一盒附近超市买的饼干对她说，“这么难吃的饼干只有你们asian才会吃吧”。店里的华人女同事，去仓库拿货时从梯子上摔下来，晕倒在地上，这位经理不闻不问，“最后叫救护车的费用都是小姑娘自掏腰包出的。”
因为受不了这位领导，2018年初，项洁跳槽去了巴黎世家的悉尼旗舰店，继续为奢侈品客人提供一对一的导购服务。她喜欢奢侈品，对这个职业充满热情，希望一直干下去，成为副店长、店长，然后是经理、亚太区总部经理。这不是什么奢望，因为亚洲客人购买力太强，澳洲奢侈品行业不少中高级职位是亚洲人在做。
不过，这样的职业愿景，在她父亲眼里，是“没出息的表现”。
项洁说她父亲是个“凤凰男”，“湖北农村人，军校毕业后在新疆建设兵团里认识了我妈。”项洁妈妈则是高干子弟——出身新疆兵团师级干部家庭。早年项父靠她外公的关系接新疆的道路工程发家，后来雪球越滚越大，发展到房地产、玉矿、水利工程，事业重心也转到湖北，经过多年经营，身家已在五亿往上。
用她父亲的话说，这个奢侈品牌导购就是稍微高级一点的商场导购员，本质上仍属于社会底层职业，“没啥地位。”
按照父亲给她设计的道路，项洁拿下悉尼科技大学硕士学位后，应该回国到北京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导师的门路都找好了。博士毕业后做大学老师或是研究员，然后在北大光华学院找个高材生谈恋爱，带回家一个能帮他做生意的得力女婿，齐了。
而项洁对于在办公室里做学术毫无兴趣，“从小自由惯了，更喜欢和人打交道的工作。”而且，回国就意味着得参与自家的家庭事务，她忍受不了，“一锅毒粥似的。”
项洁发来一张微信截图，那是她和父亲的小五的对话：
“负责我和孩子的生活就够了，我不需要名分，就算找个人结婚，能保证对方爱自己一辈子吗，这是童话，我不信。”
“不要名分，就可以理直气壮做二奶，抢别人老公了？”
“你境界高，地位高，你当然不用这么干，我比不了！”
“你最好祈祷我下次回武汉不要被我抓到，我泼你硫酸，骚货！破鞋！”
项父在外面有小三、小四和小五，以及四个年幼的私生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他的“多子多福”的家族版图里，项洁——他唯一合法的婚生子女——只是其中一个“迟早要嫁出去”的女儿，“替他们项家传不了香火。”
2015年初，因为姨夫的揭发，项洁和妈妈才发现了父亲的猫腻，“在外面养女人、生孩子，都是他公司招的小姑娘，高中学历，长得不错，接受当小三。”
被发现后，父亲没有慌张，摆出坚实的理由——“项家要传宗接代，而我妈不肯生二胎。”态度堪称铁板一块，“想离婚分家产，我财产早就转移了；要断绝父女关系，不在乎，小孩有的是，不缺你一个。”
那段时期项洁多次崩溃，人生迎来至暗时刻，“想自杀，喝安眠药、跳楼，我就是胆小，太怕疼了，才没死成。”
“有一次过马路过到一半，绿灯亮了，那个瞬间好像灵魂出窍，觉得要不就这么给撞死了吧，然后就停在路当中了。是我朋友把我拖走的。当时把她吓坏了。”
突然从独生女成了“弃子”，属于自己的生活被偷走了，项洁心里憋屈，“我知道，全世界都有小三、二奶、sugar baby的现象，但是不能因为司空见惯，就认为它是可接受的，没有什么不对，是不是？可现实就是这样，我和妈妈被抛弃了，却拿这些人一点招儿都没有！”
现在项洁就连看见LV包都有心理阴影，因为知道“爸爸最爱买LV，给他的小三、小四和小五”。
和父亲的上一次说话是一年前，父女俩在越洋电话里大吵一架。
父亲给她的选择十分明确，听从安排意味着“他会给我钱，在国内过优渥的日子，想买啥买啥，将来他的财产也有我的份儿，当然大头分不着，那是留给儿子们的。”“我作为长女，可能还得和他的私生子们做朋友，所谓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和乐融融承欢膝下，他追求这个。”
不听话的话，那就留在澳大利亚，“万事靠自己。”
没怎么纠结，项洁选择了留在澳大利亚，自力更生，“不选择独立自由的生活，都对不起他栽培我留学多年。”“澳洲这边没有国内的特权和关系，没有那种万事安排好了、通行无阻的感觉，你就是个普通人，但普通人也能好好活着，没人欺负你。”
澳洲人的年收入大部分在6到10万澳元之间，多了会被课以重税，“这是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富豪少，穷人少，福利保障好，生活压力不大。”项洁准备在大洋另一边的国家，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人生。
入行两年多，项洁对奢侈品有了新的理解，“奢侈品是为了upper class而诞生的，如果你觉得买大LOGO的奢侈品包包能让你感觉有面儿、有钱有地位，你就不是奢侈品牌瞄准的upper class用户。”
“在upper class看来，奢侈品不是虚荣，它就是自己消费得起的快消品，所以他们肯买那种不能洗的、穿过一次就要换新的衣服。而在奢侈品牌看来，每年趁打折季过来排队买个爆款包、买个包用好几年的客人，只是没有消费能力却想体验奢侈品感觉的普通人；那些一次买一打衬衫、每季上新购买多套时装、有漫长的历史消费记录、甚至由店长副店长带着一货架衣服上门服务的客人，才是核心客户。”
“我前两天接待了一个上海阿姨，带儿子来买衣服，两人一次买了四套时装，其中一件上衣起跳两千澳元。这种人才是品牌欢迎的upper class客户。我花了一个小时去服务他们。”
离开父亲的支持，项洁自认不再是“upper class”，不能像以前那样买买买，她要工作、存钱，将来在悉尼买第二套公寓，给妈妈住，“尽力给她一个舒适的晚年生活。”
至于父女关系，她做了最坏的打算，“以前，我跟他唯一的维系是金钱，现在就是我才是他唯一合法的小孩，未来妈妈要打离婚官司的话，我会是法庭上站在他对面的人。”
项洁在澳洲结识的留学生朋友们，也多是富二代——河北品牌家具老板的女儿、北京房地产商的女儿。不像项洁，她们家庭和睦，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生活中最大的烦恼是移民压力和被催婚而已。
“没办法，谁让我倒霉呢。”项洁看着朋友圈里浑若等闲事的私人飞机旅程和名表珠宝，心里滋味复杂，同学少年都不贱，只有她被落下了。
值得安慰的是朋友们没有疏远她，而时间会抹平一切，“一年前，朋友们担心我自卑，不跟她们出来玩儿，现在我都会在聚会时主动自嘲了。我甚至都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撕心裂肺的难过了。”
“既然老天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那我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项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