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我们确定了昭公五年（前537）鲁国 “舍中军” 至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昭公率部分卿、大夫流亡之间二十年内六卿排序变化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整理出这段时间内鲁国两军将、佐配置的变化情况。
首先，“舍中军” 之前一年也即叔孙豹还在世期间鲁国三军将、佐最后的配置情况为：
注意在这个组合中，年逾花甲的季武子与其核心盟友、只有十岁左右的孟僖子共掌中军，试想如果没有季孙的保护和提携，孟氏随时可能被其他公族设计吞并。比季孙更为年迈、同出自 “桓族” 但诸多政见相左的叔孙穆子执掌上军，其小宗同时公开投靠季氏的叔仲昭伯作为季氏的代表辅佐叔孙统帅上军；虽然名义上为近支公族 “文族”、实则与季氏关系根深蒂固的子叔敬子统帅下军，压制着更为近支的 “成族” 公子慭。
这一组合表面上体现了季氏对同宗势力的笼络与掌控，以及对新兴公族的部分妥协，实则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引发冲突。从我们之前回顾过后来的历史轨迹已经可以发现，构成 “季、孟体系” 的各个家族中，季氏、孟氏、子叔氏都不断出现家主因故早亡的事件，而原先依附于季氏的叔仲氏则在不断进行的投机中最终选择背叛季孙。尽管季氏通过操作家族内乱先后造成叔孙豹父子非正常死亡，但是没能挡住其性格精明强悍的庶子叔孙婼异军突起。
对于鲁国近支公族的不断崛起，可以参照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楚、齐、卫诸邦历史，新兴公族全部取代了远支旧公族。因此鲁之 “文族”、“成族” 乃至更近的 “襄族”、“昭族” 将来理论上也完全有机会取 “三桓” 而代之。所以襄公之庶兄弟公子慭、昭公之弟公子宋以及昭公之诸子公衍、公为、公果、公贲等无不始终满怀着成为国君或者入卿并代替旧公族拥有富庶封地的渴望。
尽管从后世对历史的记载中，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鲁侯失政已久而无法翻盘：
……乐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此外：
……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蕰。蕰畜，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不过参考我们列举过的春秋诸邦历史，那些确实被取代的旧公族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拥有丰厚的封邑和众庶的人口乃至强大的私人武装，只要在道义上居于国君的对立面，仍然随时可能被新兴贵族和国人阶层轻易推翻，这就是那个时代强大的宗法观念以及氏族血缘关系对执政集团普遍形成的制衡现象，譬如：
……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将伐公，齐高彊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左传.定公十三年）
可见尽管范、中行两家实力强于知、韩、魏的联合，但由于没能控制住国君而丧失了宗法的制高点从而失去国人支持，同理 “二惠” 也没能够控制住齐景公导致被陈、鲍驱逐。
当然这些未来的变化至少在鲁昭公四年（前538）末至五年（前537）初是暂时无法被季武子预知的。就季孙 “舍中军” 的直接动机而言，最迫切的压力确实也来自新兴公族的逐渐崛起，因此将三军降为两军，将使得大宗伯和大行人同时失去军行。
由于叔仲带曾经在处理鲁襄公丧仪期间窃取拱璧而被国人厌弃，所以必须通过剥夺其军行以示惩戒，但是季孙又不肯坐视这一身份为其他家族所获得，所以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干脆取消一军。同时势力刚刚抬头的以公子慭为代表的近支公族也由于这个变化而被剥夺军行，所以相当于季氏通过牺牲叔仲氏的统兵权与公子慭进行了 “兑子”：
于是，转年（昭五、前537）重新编列的军行之中，只剩下四位将、佐，且叔弓和仲孙貜全部为季氏亲信；此时叔孙婼还没有正式继任家主，季孙甚至一度考虑过立仲壬为叔孙。按照季武子理解，无论立哪一位为叔孙理论上也都应该对季氏感恩戴德，所以至少在这一刻季孙在军行方面的改革都是成功的，也即暂时完全控制住了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