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与德治
礼与德，是治的具体形式。通过礼、德来求治，区别于法治或者现代法治的是，礼与德治的是人心。更往深处说，二者治的是人性（以教化、感召为方法）。儒家认为把人心“装”在礼和德之中，不是把人心套住，而是把人性实现了。“惟仁人能好人、能恶人。”（《里仁篇》）一个人不仁的话，是没有正确的、基本的好恶观的。同样地，一个人无德无礼，当然也是没有做人的是非观、价值观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完善的、合理的是非观和价值观，那么这个人有何自由可言呢？
心思一动便是邪心，游手好闲，胡作非为，算得自由么？这种人是不完整的人，每每自损而不自知。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篇》）“成人”旧注说是完人的意思。一个完整的人是什么样的呢？知、廉（清）、勇、艺，还要文之以礼乐，可谓完备之至！
两千多年以前，礼和德是实现人而不是桎梏人的，它何时由实现人转变成桎梏人，这是可以讨论的。事物在变化之中，礼和德作为新鲜事物在未失去其生命力之时，自然是实现人的功能大于桎梏人的。变化又变化，如果礼和德在新时代下失去了生命力，桎梏的力量大于实现的功能，那么礼和德自然要为人所抛弃。被抛弃的并不会消失，而是作为新生事物的“肥料”被吸收了。我们认为被抛弃的就是那些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形式的礼与德，而被新生事物作为养料被吸收、汲取的，便是礼与德的真精神。
关于礼与德的真精神是什么，取其大者，在两个字：中正。
什么是中？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篇》）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泰伯篇》）
我没有办法把“中”说得很清楚，使人人读后就能全知全解。现在提出我们的见解：中，即不过分；不过分即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就要随时变化。中，不是无情、不是空虚，而是当喜则喜，当怒则怒，恰到好处。要做到这点，只能在事情上磨练，积累经验，还要常反思内省。最关键的是“中”不是一个思维中的概念，不是停留于思维世界、逻辑架构中的概念，而是一个生活中、实践中被贯彻的原则（道）。“中”不是可以被实践，而是唯有被实践。“可以”便是一分为二，把“中”看作是一个概念，把实践看作是另一个内容。“唯有”即合二为一，没有我思的“中”，唯有在实践中磨练出、反省出的“中”。
“中”不是一个理性所能全知全解的，或者说理性所不能完全加以把握的概念。“中”是更接近于情感的“中”。在求知的历程中，我们尚理性；在求治的历程中，我们应该尚情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情感之发与未发，竟然可以是天下之大本、达道，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从科学的观点看，这是不可理喻的。只有当我们严格守好求知和求治的界限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在科学看来不可理喻的事，如何在人文领域是合情合理的。在“我思”的对应面，我们不妨提出个“我情”。思，未尝不可以是一个脱离实践而悬空的事，但是“我情”却唯有是实践的。因为“我情”必然指向一个他者，在“我情他者”的过程中，人文的精神就显现出了。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便见德的“中”的精神。同样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篇》），“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篇》），“贞而不谅”（《卫灵公篇》）。此论中。
如何是“正”？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篇》）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泰伯篇》）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篇》）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升车，必正立执绥。”（《乡党篇》）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篇》）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子路篇》）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篇》）
“正”比“中”容易理解。“中”多了些微妙和变化，而“正”就广泛普遍得多。站要正，坐要正，行要正，说话要正，心要正，只要做事，就要做正事、中正做事。在治国治人方面，就是要以正治国，以正治人。以正治人，必须先正己。正己而后正名，名正言顺地再去治人。儒家的书都是一派正气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平治天下的缘故。一个人平时可以北京瘫，要训斥属下或者教育子女的时候，也会坐起来、坐正了。理正则身正，要治人必然是因为自己占着理正，因此必然坐正站直。北京瘫以及那些不正的动作，至少是暂时的不管这个理了，先顾自己舒服罢了。说了许多，意思只在于，只要我们的社会还有治人的情况发生，就需要“正”的精神。
中正，即是《论语》治国治人的精神所在。现在，我们是否需要中正？一个现代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需要不需要中正？将来呢？我们认为，即便我们不把中正的精神放在人生的所有原则之上，即便我们不尊奉儒家，不认同儒家，中正的精神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并继承。中正的精神是不能丢的。我们不能保证人人都在中正的精神下真诚地修行，但至少应该认识到中正精神的意义，并至少暂时性地运用中正的精神。只要治人的问题存在，中正的精神就会显现，我们只是要注意到它并培育它、发展它而已。《论语》的学问，以我们看来，就是把小中正（一般人）养成大中正（圣人）的学问。
一般的自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想吃什么吃什么，穿得个性时尚，说话也是活泼无拘束，到了商城，想买什么买什么，自己的家想怎么装修怎么装修，到了公园景区，读书、摄影、散步、谈情说爱，怎么都行。只要自己的行为不妨害别人，可以无所不为。如西方法谚所说，你挥拳的自由止于别人的鼻尖。在我们看来，这种自由是粗疏而蛮陋的。因为，这是没有精神的自由，是没有向上擎起的力量的自由，是散漫又虚无的自由。我们明显意识到另一种形式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有圣人的位置的，其中又有完备的人文主义，教人成为完整的人去实现完整的自由。这种完整的自由，并不排斥“挥拳止于鼻尖”式的自由，而是以之为基础，创获更高形式的自由。《论语》的中正大道就是可能的一种自由实现方式。一个人的自由以自由于基本权利为基础，但不受限于此，而是把更高的自我实现形式当作自由。即，自由不仅仅是自由言论、自由买卖，而是自由地中正，自由地完善，自由地升华。
做中正人，行中正事，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的，无论科学几千年后发展到如何不可思议的地步；也无论地球外的智慧生命是怎样的社会和历史，拥有怎样的思维形式。所以我们说，中正的精神，横亘古今，贯通宇宙。这并不是虚言，更不和科学的理论相违背。
当然，经典不止于《论语》一部，横亘古今，贯通宇宙的精神也不止于中正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