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节继续讲述自己在涪陵的中式生活经历，经过一年的学习和适应，何伟已经融入了当地生活，汉语沟通也好了很多，所以可以自由地与当地人聊各种话题，也进一步了解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思想与习惯。对于外国人的态度，当时也有各有区别，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年轻人居然对犹太人和希特勒同时产生了好感甚至敬佩，这让何伟一度非常不解，信息来源的问题让人们有点莫名其妙。
在涪陵这样的小地方，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产生已经拥有整座城市的感觉。除了偶尔有朋友前来拜访，我和亚当都没有看到过外国人，而我们跟“美中友好志愿者”也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刚刚抵达的头一个月，两个管理人员前来看望过我们，但那之后就没有人管我们了。涪陵远离“美中友好志愿者”设在成都的总部，管理人员也不喜欢乘坐长江里跑来跑去的那些船只，因为既缓慢又危险。还是在春季的时候，涪陵的两艘轮船在靠近重庆的地方迎头相撞，酿成特大事故，死了十几个人。我在江上也无数次见过废弃的船只，沉没的程度各不相同。我总是小心谨慎地把这样的事件报告给“美中友好志愿者”，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大愿意前来看望我们了。最简单的莫过于没有人看管我们，而多数时间也确实如此。（看来何伟也算是无依无靠呀）
可我们现在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还对这样的变化感到有些忧心忡忡。不过，到头来形成的影响并不太大。学校的生活稍有差别，但那座城市足够大，吞下四个外国人丝毫没有问题。第一学期的时候，诺林和桑尼的反应跟我和亚当当初的反应非常相似。涪陵城内的种种压力把她们吓得晕头转向，她们俩也很少到远离校园的地方去打发时间。
诺林的父母是从爱尔兰来到纽约市的移民，所以她要去参加星期天的弥撒。当她第一次说到她的爸爸原来是一个爱尔兰土豆种植园主的时候，外办的王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这么说，你的爸爸还是个农民啊！”他说道。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句话。“嗯，”她说道，“在爱尔兰的时候，他是个种植园主。”
“可你说过，他很穷，对吗？”
“啊，对。”
“那他就是个农民嘛！”
“嗯，我猜是吧。”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你的学生也多是农民！”（哈哈，找到熟悉的话题点了）
诺林对于中国的阶级背景知之甚少，她于是问我，遇到有人说他的父母是农民的时候，应该作何反应。可中文里没有“种植园主”这个词语——只要是跟土地打交道的，他们就称为“农民”，字面意思就是“务农的人”，翻译成英语就是“peasant”。从很多方面看，这样的翻译都很不精确，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欧洲的封建时期，但“种植园主”这个词又无法传递“跟土地打交道”这一在中国国情下所具有的负面意义。粗略而言，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从事着跟农业有关的活动，他们和城市居民的分界线在中国非常引人注目。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城市居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农民，他们因此总是成为偏见和屈尊的牺牲品。（牺牲品，一语中的呀）就连“土”字也可以作为一个贬义词用到人的身上，说他“粗俗”、“没有教养”。我告诉诺林，她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她是爱尔兰农民的女儿——在涪陵的所有外国人中间，她的阶级成分最革命。（哈哈，还有这种优势呀）
不过，我们的学生多来自偏远的农家，这样的偏见在校园里并不特别明显。在一个班的四十五名学生中，一般只有很少几个人在小镇上长大，而这些城镇甚至比涪陵还要偏僻许多。有钱的学生少之又少，因此也就很难看到俗不可耐的势利眼，以及出身不好的敏感。每当我问我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以什么为生时，他们用英语这么回答道：“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这种自信非常值得珍惜，那个年代贫富差距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呀）
有一阵子，中国人对于希特勒所怀有的痴迷态度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你跟任意一个老百姓谈起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我在西安过暑假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德国学生，她对于中国人在得知她的国籍时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态度颇感困惑。
“噢，你是德国人！”他们会这么说，“希特勒！不错！”
出于好奇，我跟几个中国人谈到了他，很多人的回答大抵相同——他虽然犯了些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为他自己的国家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依然好奇不已。于是我问廖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对希特勒有这么正面的看法。跟往常一样，她的回答帮助极大。她说，多年以来，电影院和电视上不断地播放查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每个中国人都看过。（这样居然都行，无话可说呀，哈哈）
“你看过吗？”我问道。
“肯定看过！”
“看过几次？”
她在头脑里数了数。“四次，我想是有的吧，”她说道，“也许还要多一点。”
“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我很喜欢电影中的希特勒讲话的样子，像个疯子，是这样子的——”她把模仿希特勒的卓别林的动作又模仿了一遍，挺起肩膀，仰着下巴，挥舞着拳头。
“哇——哇——哇——哇！”她大声吼叫着，仿佛在用外语发表演讲。可她随即就笑了起来。
“可那不是在取笑希特勒吗？”我说道。
“当然了！”
“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跟我说，希特勒身上有很多优点呢？”
“很多人都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希特勒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个狂人，做过很多恐怖的事情。看见了吗，我们同时具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人们把他当成了一个有趣的人，因此很喜欢他。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滑稽。”（哎，这就有点认知偏差了，甚至恶搞）
最奇怪之处，也许还因为中国人对希特勒痴迷不已的同时，又对犹太人抱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之情。（多么精神分裂呀）在中国人看来，犹太人的优点仅次于此——因为他们相当聪明，大家从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西安的时候，跟我一起学习的一个以色列学生，教职员工处处对他关爱有加。大家都对他的聪明程度叹服不已，尽管他并不特别聪明，而且中文学得一塌糊涂。但他是个犹太人啊，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是很有智慧的。（犹太人很聪明这个传言，经常演变成了羊群效应，甚至没人质疑）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于是纷纷忽略了他这个特例的现实性。这跟我的蓝眼睛是一回事儿。
这样的想法十分标准，而且完全可以预测。我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就越认识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一点都不像外国人曾经描述的那么复杂难懂。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同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不经意之间的高级黑呀，何伟挺幽默）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