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方式取决于什么？对象、内容、目的、性格、环境？或许还有其他。见到诺普瓦先生，“我”提出的问题皆服务于要围绕斯万一家，或者说，最终都是为了引出那个藏在我心底的姑娘吉尔贝特。于是，一个小小的少年选择了自认为最自然的方式遮蔽心中最炽热的情感。
在表述的过程中，“我”竭力要让对方感觉到的是对斯万小姐的母亲的欣赏和赞美，在我言语中和斯万小姐同时出现的必然有一个可以相提并论的人。这种微妙的心理想必任何有同样爱慕之心的人都能体验过，而这种对话方式也成为谨慎的克制的表达的首选。
当诺普瓦先生说“啊！我一定把这话转告她们，她们听了会非常高兴”时，我心中所起的轩然大波几乎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于是，我几乎想去亲吻他那柔软的双手，然而，只是几乎，并未付诸行动。就在这个未实行的动作之中，藏着太多的心灵对话。“我”的内心深处是向往着与心爱的姑娘以如此的方式靠近，让她知道自己的热情与热诚，而对于能够促成此桩美事的先生，“我”是由衷地感激的，以致想要通过这种亲近传达内心的激动程度。然而，“我”毕竟没有付诸实践，只是想要如此。
在“我”的意识中，“我几乎做出这个动作，并以为只有我一人觉察。”生活中，此种情况极多。当我们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需要用肢体表达的时候，如愤怒到极点，脸色涨红，自己感觉要握拳挥舞的时候，其实并未做出握拳的动作，却让周围的人都意识到这个人要做的动作，这种伴随情感而来的动作，其实是有外现的痕迹的。如一个眼神，一句语调的变化，一个姿势的调整，都让人有迹可循。于是，“我”的自以为无人知晓的预动作，已经成为诺普瓦先生落入眼中印在心中的凿凿之举。“确实，别人对微妙每个人的言行的衡量，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害怕把自己看得过高，却又把别人生活的回忆无限夸大，于是心里就想，我们言行中的附加部分，几乎不能进入跟我们谈话的人们的思想之中，因此更加无法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然而，这种判断的主观性让我们忽略了在对话中传递出的所有信息会达到的明示或暗示程度，而这种程度就成为我们的交流者对我们言行做出衡量的依据。
于是，多年以后，“我”几乎对他做出亲吻的动作成为他在一个聚会中的谈资，且与“我”当初的想法相去甚远。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一个人对于与他人对话过程中获取的认知也许与本人要传递的情感与目的毫不相关，这种差距让人看出“分心和专心、记忆和遗忘，在人的思想中所占的比例出乎意料”。
对于诺普瓦先生要对斯万夫人提到“我”，我的感激在语言中流露：“您如果对斯万夫人提到我，我即使终身对您感激不尽，终身为您效犬马之劳，也不足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但我得告诉您，我并不认识斯万夫人，至今还无人将我向她引见。”“我”的这番诚意之语引起的效果如何？在“我”以为这种表达还不足以形容我内心的感激之情时，诺普瓦先生却在心里警惕起来。一件对他而言轻而易举的事情，却被我说得如此珍贵，且被认为很难办到，他所想到的是我的言语中隐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曾经有过的过错，以致使他人都不愿意帮我的忙。于是，简单之事被染上阴谋的色彩，源于我言语中过度的真诚的热情。
当我们以自以为恰当的方式与人对话时，我们心灵的秘密将会以何种姿态被发现？你的心灵对话的对象，也许并非眼前之人，只是你自己并未意识到，于是，我们的言语被衡量的时候，就蕴藏了千万种情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