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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黄河史话》
从黄河源头到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为黄河的上游，河道长 3400 多公里。上游河段又可以划分成几个次级的河段。其中龙羊峡以上河段，流经于青藏高原之上，天寒地冻，水分蒸发渗漏损耗极少。由龙羊峡到青铜峡河段，峡谷和川地呈串珠状相间分布，峡深川广，河道忽而展宽，忽而狭束，变化明显。由青铜峡到河口镇一段，河床平缓，两岸有大片的带状冲积平原，著名的银川平原和河套平原都在这一段上。
中游河段是从河口镇到河南郑州桃花峪，流程 1200 多公里。从河口镇到禹门口（即龙门所在），黄河穿行于险峻的峡谷之间，水深流急，两岸是著名的黄土高原。出禹门口后进入汾、渭两河谷地，河面骤然开阔，水流趋于平缓。至潼关后又进入中条山与崤山之间的丘陵峡谷地段，水势渐趋湍急，著名的三门峡就在这一段上。
从桃花峪到河口，是黄河的下游河段。这一段长约 780 公里，穿行于平原地带，河道宽阔平坦，水流缓慢，多年淤积的泥沙，已使河床高出两岸平地，成为世所罕见的地上“悬河”。
汉武帝轻率地把昆仑山定在塔里木河源头以后，黄河“重源潜流”这一错误说法成了以后文字的依据。于是谬误被许多人遵奉为真理，一直到清朝末年乃至民国时期，仍然有人笃信不疑。
黄河发源于星宿海，刚流出的时候非常清澈，带有红色，后来途经的各条河流汇入后才变得混浊。当时的大学者杜预也写下了与此相似的记载。
黄河的源头在吐蕃朵甘思（地名，指今巴颜喀拉山附近地区）西边，有 100 多汪泉水，有的呈喷泉状，有的看上去就是一片水洼。水面沮洳（音 rù ）散漫，散布在方圆七八十里的地面上，而且是容易陷没人的泥沼，无法承负行人，不能近前查看。走到旁边的高山上向下俯瞰，水泊像一排排星辰一样闪闪发光，所以把它叫做火敦脑儿。火敦，翻译过来就是“星宿”。一条条河流奔流汇聚，流过将近 50 华里，汇聚成两大湖泊，名为阿剌脑儿（即扎陵、鄂陵二湖）。
黄河一向以“善决、善徙”而著称，它决徙的地点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下游。据历史文献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将近三千年的时间内，黄河下游决口泛滥 1500 多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特别重大的改道共发生过 6 次。河道摆动的范围，遍及整个黄淮平原，北抵海河，南到淮河，有时甚至波及淮河南岸的苏北地区，在这片方圆 25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处处都留下了这条黄龙振荡的痕迹。张元干词中“九地黄流乱注”的句子，正是对这种景况的写照。
在黄河干流上游，只有银川平原和河套平原这两个河段摆动比较明显。这是由于黄河上游大多流经高山峡谷之中，河床稳定，不容易发生改变；而流出青铜峡进入银川平原和河套平原以后，地势豁然开阔，两岸坦荡无阻，河道平缓，流速也随之降低，泥沙很容易沉积下来，这样就很容易促使河道发生变化。
灵武附近这一段河道位于银川平原的南部，平原中部和北部的河道也经常发生改变，而且北部的黄河河道至今仍在移动。
黄河从宁夏流入内蒙古以后，在磴口镇以上，河道比较稳定，古今没有明显变化。而流出磴口以后，因为进入了地势坦荡的河套平原，河道干流又经常发生变化。
春秋战国时代，洛河汇入渭河，这在《禹贡》和《山海经》等地理名著中都有清楚的记载，说明这一段黄河河道位置偏东，与现在的情况相近似。
周、隋之际西移的黄河河道，没有能持续太久。隋代末年，李渊从太原向长安进军，途经这一带时见到洛河已经注入渭河，说明黄河已向东摆回。整个唐代，洛河一直是汇入渭河，反映出黄河河道基本上稳定在偏东的位置上。
纵观春秋战国以来这一段河道的变迁过程，正符合俗语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但是这来回动荡往复的黄河河道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总的看来，黄河居东、洛河入渭的时间，要比黄河西摆、洛河直接汇入黄河的时间长出一倍左右。因此，设法维持目前的黄河河道是比较适宜的。同时，在这一带进行经济规划时，必须慎重考虑黄河西徙的潜在可能性。
金元以来，孟县以南的这一段河道又不知几经摆动，从孟津到河阳三城的古迹也就消失得全无踪影了。最近几十年来，这一段河道仍在向南摆动，因此孟县城南有一片宽达 10 余里的河滩地，没有村落，只有新设的农场。
黄河流过郑州桃花峪进入下游河段以后，像所有平原地带的大河下游一样，在自然状态下本来是频繁改道，四处漫流的。进入人类历史时期，直到战国中期以前，还基本保持着这种自然的状态。在这几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基本上是流经今河北平原（包括豫北、冀南、冀中和鲁西北），在渤海西岸入海。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一到汛期，河水就要漫溢泛滥，每隔一定时期，又要改道他行。因而从新石器时代以至商周春秋时代，在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宽阔的聚落空白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既没有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
河北平原还有一些河流，在《汉书 · 地理志》和《水经》等书里被称做某某河（譬如现在仍沿用旧名的滹沱河、巨马河、漳河等均属此类）。在古代，“河”本来是黄河的专称，这些河流之所以被称为某某“河”，应该是由于它们曾经被黄河或黄河的岔流所袭夺，成了黄河下游故道的一部分。后来黄河虽然已改徙他处，但“河”的称呼却被沿袭到了汉代。这样的“某某河”总共有 10 多条，更进一步透露出河道改徙的频繁状况。
从战国中期，即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绵亘数百里的长堤。当时所筑的堤防在《汉书 · 地理志》所记述的黄河河道两岸。长堤有力地约束和固定了黄河河道，第一次改变了它原始的自然漫流状态，其他各条河道从此渐趋消失。战国筑堤固定河道，是黄河河道变迁史上的重大事件，因此也可以把它称作河道的第一次重大改变。
王景整治下游河道，是顺应这次决口后几十年来冲刷而成的河道的趋势，随着地形的高低，勘测出一条从荥阳到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的新河道。王景通过疏浚壅塞、裁弯取直、修筑堤防等措施，对新河道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治。此外，他还主持在某些险工地段的堤防上按一定距离设置减水口门。这样汛期洪水可以由上一水门泄出，洪峰过后，经过在堤外沉淀的清水，由下一水门归槽。从而起到了减水、滞洪、放淤和清水冲刷的作用，减缓了河床淤积的速度，提高了防洪标准
宋仁宗庆历八年（ 1048 年）以后的北流、东流两派，就河道条件而言，东派地势高，河道比降小，行水不畅；北派行经低洼地带，河道比降大，易于行水，所以条件要好得多。在这种条件下，东流派强行塞断北流，挽河东流，自然都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所以屡塞屡决，最后还是决而北流，直至北宋亡国，东流派的人为努力始终未能奏效。
刚刚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的南宋王朝，又有人提出了人为决河、利用黄河水阻遏金兵铁蹄的“奇策”。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以水当兵”的办法，除了使老百姓遭受无谓的灾难之外，是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的，宋朝的情况是这样，国民党扒开花园口的做法也是这样。
黄河“由泗入淮”，丝毫没有挡住金人的兵锋，但是却从此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县和滑县南旧滑城之间的故道，不再东北流向渤海，改为以东南流入淮河。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第四次重大改道。
蒙古军队了解到了归德地势低于黄河河床的情况，竟然也想到利用河水灌城的办法。于是挖开凤池口，滔滔黄河水从归德西北倾泻而下，直冲城下。可是城高，河水并没有灌到城内，而是绕城而过，在归德西南流入濉水，夺濉入泗。最后归德城竟依赖决出的黄河水作屏蔽而保全下来。蒙古南侵者气急败坏，想把最初提议决河的人杀掉，而此人则早已不知去向。这次人为决河，在黄河变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它促使黄河第一次走入了濉河河道，使黄河河道的摆动范围超出泗水，进一步移向西南。
黄河下游河道夺颍河入淮，使黄河河道的摆动，达到了下游扇形平原的最西南界极限，这与河道沿岸条件的变化有关。黄河下游河道在北岸进入平原以后，南岸还有低山的控制，这就是今郑州市西北的邙山。
到清嘉庆、道光年间（ 1796 ～ 1850 年），黄河下游河道已经淤废不堪，滩槽高差极小，一般洪水年普遍漫滩，防御稍一不慎，就要决口。一旦决口形成，河水旁泄，就进一步加速了口门以下河道的堆积。这样严重的淤积引起了频繁的决口，而频繁的决口反过来又大大加快了淤积的速度，如此反复恶性循环，预示出一次新的大改道已无法避免。
清咸丰五年（ 1855 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洪水先向西北冲淹封丘、祥符各县，接着又向东流溢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继之分为两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过运河，另一股经长垣县流至东明县雷家庄再分成两支，最后这两支在张秋镇与曹州流出的一股会合，穿过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流入大海。东出曹州的一股三四年后就被淤塞，于是剩下的一股就成了黄河正流。这次大改道结束了七百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黄河下游河道又转向东北流，注入渤海，恢复了北宋以前的流向。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第六次重大改道。
对于安徽、江苏等地的南方地主来说，黄河决而北流，恰似天赐良机，送走了缠绕七百多年的瘟神，又怎愿把它再招惹回来呢？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代表着这些南方地主的利益，针锋相对地主张因势利导，维持北流的新河。争执的双方互不相让，朝廷也就迟迟没有能做出决策。
就整个下游河段而言，在这一时期内共有两次大规模决徙。第一次决徙发生在 1933 年。这一年遇到特大洪水，上、中、下游全河水量暴涨，各段都有决溢，其中下游河段的决溢发生在从温县到长垣 200 多公里长的河道上，共造成 52 处决口，两岸居民受灾严重。
到 1947 年 3 月，为了“以水代兵”淹没解放区，国民党当局猝然堵塞决口，使黄河回归北流。幸而在解放区军民的抢修下筑好了残毁的大堤，北归的黄河顺利安全入海，未能造成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通过修护堤防和整治河床，维持着黄河下游河道，没有出现大规模决溢改徙事件。
北行的河道一般是以河南浚县、滑县上下作为迁徙变化的顶点，先是由偏北流逐渐转向偏东流，再由偏东流转向偏北流，往复移徙，周而复始。其摆动的范围，西北不过漳水，东南不出大清河。
其中的滱水泛道，就是《山海经》中所记述的黄河下游河道，在今天津市区入海，是历史上最北的一条泛道。
大清河泛道过去是古济水的下游，唐宋以前黄河南决巨野泽、元明以后黄河北决梁山泊或张秋，都走大清河入海。南行的河道一般是以河南原阳、延津上下作为徙改变化的顶点，与北行的河道相比，这个顶点已向上游方向移动。围绕着这一顶点，河道逐渐向东南方向（即由偏东移向偏南）摆动。其摆动的范围，北面不过大清河，南面不出颍河和淮河，最后都注入黄海。
元明时代下游河道即已经常北决，虽然通过人为作用，强挽住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在咸丰年间移归北方。
在地质时期，华北平原是一个海湾，山东丘陵是海湾中的岛屿。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冲积扇慢慢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华北平原，其中以黄河冲积扇的规模最大。
在这个大平原的中部，有一处黄河无法逾越的高地，这就是山东丘陵山地。它把华北大平原分成了南北两大部分，使黄河具有或东北流入渤海、或东南流入黄海这两种可能性。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中，人们又往往会借水为兵，人为地扒开河岸，造成本不应有的决口改道，这就完全是人为制造的消极影响了。
大约是在战国魏惠王（公元前 370 ～前 362 年）时，人工开凿了一条著名的运河——鸿沟（即浪荡渠），这才把淮河的几条支流如泗水、汴水、濉水、涡水、颍水等与黄河相连通，使之成为黄河的分流水道，并构成了一个以黄河为主要水源的水路运输网。
自西汉中期以后，由于受到黄河决口漫淤的影响，济水河道已渐趋浅涩，于是在东汉以后汴水逐渐取代济水，成为重要的航道。
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表明，黄河自古就是一条充满泥沙的混浊河流，“黄河”这一名称就得自它水中饱含黄土泥沙，致使水色浑黄，因此说，黄河的名称本身就带着黄土地的烙印。
黄河过去没有清过，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如果没有大范围、大幅度的全球性气候变化，它也不可能清澈，因为黄河的泥沙主要来自黄土高原，而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相当严重，这一自然侵蚀过程目前还远远看不到结束，所以黄河水清依旧遥遥无期，所谓“河清海晏”仍然还只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
如果从西汉开始的农田开垦浪潮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今天的黄土高原可能会更加破碎，幸而随着西汉王朝的覆亡，终止了这一垦殖高潮，西汉形成的新垦区又逐渐被畜牧业所取代，黄土地上又披上了绿装。
从秦汉时向黄土高原强行迁徙人口屯垦戍边，到清代黄土高原上的居民自然外流，反映出这里的土地利用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社会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对于黄河来说，黄土高原的过度开垦，却是一项难以弥补的千古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