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祖籍湖北，1927 年生于天津。汤氏一族是湖北黄梅的诗书之家，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为家训。

　　天资聪颖的汤一介早在读高中时便思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撰写了《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哲学家天赋的文章。

　　1946 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北大，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勤学苦读的习惯，并很快崭露头角。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个人学术生涯的春天。在很多人心灵滞塞、头脑僵固的时候，汤一介决心要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学者，决心要突出重围，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

　　1981 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首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这个题目不仅涉及玄学，还涉及佛教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难度相当大。为了成功开讲，他每天“做功课”到很晚，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以前就寝。而这样一门可能“相当枯燥”的课程。却被他讲得有声有色。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这些都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著作。

　　1983 年，第17 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会上特设了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专场。汤一介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为题作演讲。他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儒家的这几个中心理念都没有失去现代意义，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1993 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汤一介立即对此予以批评和回应。早已习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的汤一介，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不同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那么，不同观念、背景下的文化共处如何实现？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

　　汤一介曾广泛参加众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在纽约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汉堡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国际讨论会等众多哲学会议上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并受邀到纽约州立大学、德国、荷兰等地交流讲学。

　　1984 年，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的宗旨是“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名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强化了当时的文化思想意识。

　　2010 年，北大儒学研究院揭牌成立，汤一介又挑起重担，出任首任院长。他认为哲学家要关注到现实社会有哪些重要问题要解决，“我们现在对各种学科的解释用的是西方的解释学，能不能做出一个中国解释学的框架，这是迫切需要的。

　　根据中国现实的情况，我们既然有儒家传统，又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整合起来解决中国自己存在的问题。”

　　在汤一介家中，四壁皆为书架。他说自己另外还有四个地方存放书籍，两个是办公室，一个是租的房子，此外还买了一个房子专门用来装书。他不承认自己是“大师”：“我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还没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编纂《儒藏》是汤一介的夙愿，20 世纪80 年代末他就曾提出这一课题。“在中国历史上有儒释道三家，现在有《佛藏》《道藏》，但一直没有《儒藏》。中华民族要复兴，从儒释道三家讲，儒学在历史上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应该做的时候了。”

　　2002 年，北京大学提出《儒藏》编撰课题。第二年，作为教育部的重大项目，《儒藏》编撰正式启动，汤一介受命出任《儒藏》编纂工作首席专家，这一年他76 岁。

　　“后来我想，光因历史上没有《儒藏》，就来编一部《儒藏》虽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更深层的理由，是儒家思想里有相当多的对我国今后发展很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想给大家准备一套材料，让大家来研究它。”汤一介说，还有一个让他必须要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出于中国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佛藏》从宋朝起一直到现在，至少编了二十多种，但现在通用的是日本人编的《大正藏》。所以我们应该编出一本让世界通用的《儒藏》。”

　　汤一介不以金钱、名誉、地位为意，而是汲汲遑遑地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绵薄微力，兢兢业业地为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添砖加瓦，其志永固，其情可感，其愿撼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