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就在他收拾东西要走时，在他家工作多年的公务员黄振荣不顾家人反对和劝阻，毅然决定跟着去农场，照顾他的生活。王近山感动之余，说：“这次去农场，就是当农民种地，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跟我去吃苦，干吗呢？”
“首长，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跟你一辈子，照顾你一辈子。”小黄深情地说。
“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才20岁……”王近山说道。
小黄看到将军落难，毅然和他一起收拾行李，一起前往了河南农场。10月初，他们在河南结了婚，成了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王近山在黄泛区农场分管园艺，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销售。小黄则在农场幼儿园工作。
黄泛区农场里，这对老夫少妻一起艰难度日。他们有一个简陋的家，但四壁皆空，除了正面墙上一张毛主席像外，没有任何装饰，里外两间屋，中间还没有门，仅仅挂了一个白布单子隔开，房后面接了间厨房，王近山湖北老家的亲弟弟任炊事员。里间有一张农场木匠自制的大木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上面吊着一只带罩的25瓦灯泡，床对面用砖头垫起两只大木箱和一个皮箱，桌子上还有一个从北京带来听新闻的进口收音机。
虽说是在农场，王近山仍然保持军人的作风，下巴胡子刮得很干净，泛着青光，没有帽徽的军帽戴得端端正正，旧军装上没了领章，但风纪扣仍是系得紧紧的，衣服上面挂着一枚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王近山在战争年代共负过7次伤，四肢中有三肢重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医生量血压都是在他腿上量。这还不说，因为腿受过伤，一长一短，他走路一边高一边低。平时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出5公分，在农场，特制的皮鞋没了，他正常走路都变得很困难。由于腿伤严重，他站久了，两腿不能吃力，大便时不能下蹲，否则就起不来。他还有肺部的伤，要定期检查、吃药。
王近山忍受着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伤痛。幸亏有了小黄的悉心照料，他在农场里仍和当年在战场上一样，认真负责，将精力全部扑在工作上。
转眼之间4年过去了，在黄泛区农场，王近山的心不时飞回他魂牵梦萦的部队，他说：“我不过刚到50岁，我还有机会再穿军装。”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是他的老上级，是看着他从放牛娃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出色高级指挥员的；他与陈锡联、肖永银、尤太忠等都是红军时期的战友，彼此有着很深的战斗情谊。于是，他想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摆脱眼前的困境。
1968年春，有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远在南京的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正在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他对肖说：“叔，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
肖永银是王近山的老部下，在王近山手下打仗十几年，他从旅长、师长当到军长，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来，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肖永银沉思了一会儿，他出了一个主意：“要你父亲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
接着，肖永银又说：“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就分别给毛泽东主席、许世友写了信。
1969年春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瞅个机会对毛主席说：“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越做越小，现在日子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主席问道。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主席答应得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放虎归山，你们哪个军还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不久，王近山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重新回到部队工作。
一个月后，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的、又像进城走亲戚的乡下夫妇，年老的丈夫一手拎着旧皮箱，—手拎着竹篮子。竹篮子里装着几只老母鸡和地瓜玉米等杂物。年轻一些的妻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
他们一下车，3名军职干部躬身迎候在月台上。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李德生、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他们见到这位老农装束的老头，立即“啪”地一下敬礼。随即，一位将军上前接过他手中的旧皮箱，说：“老首长，你还是这脾气，连卧铺票也不买。看，还有孩子呢，累坏了吧！”
这位老农装束的人正是原6纵主帅王近山。迎接他的，是他原来的手下、原16旅旅长尤太忠、17旅旅长李德生、18旅旅长肖永银。抢过他的皮箱的，正是他的得意大将尤太忠。尤太忠一把接过他的旧皮箱，却惊得王近山另一只手提着的竹篮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咯咯”地叫起来。王近山拍打了它一下，说：“自家养的，全是吃野地里的虫子长大的，一天下一个蛋，舍不得杀了。”
说者诚恳，听者却又听出一番辛酸，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