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国民教育知识体系中，“商鞅变法”是一个普遍性常识，是一个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改革符号。近代史上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也被目为改革家的梁启超将商鞅编入其《中国六大政治家》，同为南海门人的麦孟华也认为商鞅是“法家之钜子而政治家之雄”。伟人也曾经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在近代以来的“变法”话语叙事模式中，商鞅成为改革的符号，自然是正面叙事为主。但是，在历史上，对于商鞅的评价却并非如是。太史公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有过这样的评价：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对于商鞅的这种评价，其实与他对法家的一贯立场是一致的，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但是，司马迁也并没有否定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增强的意义，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正因为司马迁对商鞅的部分肯定，引来了后世苏轼对太史公的诘难，在东坡眼中，商鞅的学说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闇于大道，取以为史”。
不管后世对于商鞅毁誉如何，商鞅所设计的制度，的确影响中国数千年。在战国末期，韩非子曾说，“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清代中晚期的学者恽敬也说“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皆秦之制也。”这与伟人所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是一个道理。无论肯定或是否定，秦制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帝制时代，而这个制度的重要设计者就是商鞅。
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先谈一谈商鞅这个人本身。很多人都知道，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后裔，故称之为卫鞅，按照“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的礼制，又称为“公孙鞅”。大众对于卫国的认知或许是比较陌生的，多数只是知道《诗经》里的《卫风》，或者是“子见南子”的那段绯闻。
事实上，卫国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周属诸侯国。王国维先生在其《殷周制度论》中曾说：“······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如此看来，卫国在西周初年曾是一个重要的大诸侯国，与周天子是近亲。
卫国又是怎么建立的呢？《史记·卫康叔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这里讲的是西周初年，武王死后，殷商残余势力在武庚的带领下，与管叔、蔡叔勾结，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公对殷商故地的政治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册封康叔为君，建立卫国。这位康叔也是周文王之子，《左传·定公六年》云:“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
在周文王的诸嫡子中，只有康叔和周公关系很好，周公摄政得到了康叔的支持，康叔跟随周公平叛和征伐东夷，也由此得到了周公的信任，把殷商的京畿故地封给了康叔，卫国成为西周初年的诸侯大国。但是，卫国后面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很好，从大国渐渐沦为小国，直到最后消失在战国乱局之中。
王室的血统对于商鞅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一个破落的王孙而已。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是魏国历史上的名相，而魏国也是战国时代用法家主张实现国家强大的。但是，一直被历史上定性为法家的商鞅却没有在魏国得到重用。
公叔痤对于商鞅的才能似乎早就心知肚明，但是“知其贤，未及进”。待到公叔痤病重，他才对魏惠王推荐商鞅：“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但是，魏惠王对于公叔痤的推荐却不以为然。公叔痤进而说：“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既没有用商鞅，也没有杀商鞅，反而在背后对大臣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后面的历史发展，几乎人人皆知了，公孙鞅入秦，辅佐秦孝公变法。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魏国也是法家政治，那么为何没有任用商鞅呢？难道真的是魏惠王昏庸吗？从魏国的历史发展看，魏惠王并非是一个平庸君主。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商鞅的政治思想与魏国主流意识形态并不一致，或可说商君并非纯粹法家。
秦献公二十四年，献公卒，孝公即位，即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是年商鞅三十岁，这一年也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这一年，孝公颁布招贤令，称诺能出奇计强秦者与之尊官分土，于是公孙鞅离魏入秦。《史记·秦本纪》记载:“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商鞅通过景监的门路，三次觐见秦孝公，先后以“帝道”、“王道”、“霸道”说孝公。关于这三次觐见，历史上有非常生动的描绘。《史记·商君列传》有记载：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第一次，商鞅的牌是“帝道”。第二次，商鞅亮出了第二张牌：
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王道”学说也没引起秦孝公的兴趣，第三次，商鞅拿出的是所谓“霸道”：
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最终，商鞅的“霸道”成为秦国变法致强的重要理论资源。那么，商鞅三见秦孝公，为何会有三种政治主张呢？很多人解释的这是商鞅的游说策略，但是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商鞅的学术背景就是非常的复杂的杂家！
何谓杂家呢？《汉书·艺文志》有这样的定义：
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杂揉各家学说，兼容诸子之长，知说国体治道；然游离于各家，缺乏思想宗主。很显然，商鞅身上所反映出来的“混成式”学术知识是一个杂家人物典型的思想姿态。
对于秦国而言，能够迅速实现富强的思想资源就是他们需要的，属于哪个宗派则并不重要。对于商鞅个人而言，以学术知识获取名利禄位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用什么资源，也不是什么关键问题了。
商鞅辅佐秦孝公之后，进行了一番力度空前的改革，这就是历史话语中的“商鞅变法”。关于“商鞅变法”，以及商鞅本人政治思想，我们在后面的文章会进一步探讨。在这里，我们仅就商鞅个体命运做一些探讨。
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齐魏交战于马陵，在此役中齐国军队大败魏军并俘虏了太子申，魏江河日下。魏国遭遇严重危机，秦孝公在商鞅的建议之下，发动西河之战：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往，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从此之后，卫鞅才变为商鞅。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建议孝公迁都咸阳，据《史记·商君列传》载：
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一手造就秦国崛起富强的商鞅，却死于秦国内部的政争之中，后面车裂的故事，想必也是人人都知道了。有关商鞅的结局，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虽然都是车裂，但性质迥然不同。
其一，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疆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渑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按照太史公的这种说法，商鞅在被秦国通缉之后，原本想逃到魏国，但没有被接受，于是返回秦国，到了自己的商之封地。商鞅不仅没有坐以待毙，反而“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即是率军造反。最后，商鞅被秦军杀死于郑国的渑池，然后再被秦惠王车裂的。
其二，《战国策》却给出另外一种解释：
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按照这第二种说法，秦孝公临终之前，甚至有传位商鞅的想法，而商鞅自己高风亮节，“辞不受”。最终，商鞅也没有造反，而是很被动地被秦惠王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