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王国亮，西南财经大学体育部讲师，曾教授公共体育课程及定向越野、野外生存、素质拓展、奥林匹克文化等课程，目标成为一名思想型运动者。

记者∕蓝宁欣 倪亮

深秋时分，一阵冷雨打湿了蓉城夜色，街边的行人冻得直哆嗦，匆匆往回赶；而此时，王国亮却轻装上阵，在这飘摇的雨幕里开始了一场快意的长跑。

快到凌晨1点时，他放慢了脚步，查看手机里“咕咚运动”的记录：“时间38分钟，距离5.99公里，平均配速10:15每公里。”这组冒着热气的数据是他交给自己的“作业”。

过去的14年，无论是全民慵懒的正月，还是醉酒而归的深夜，他都未漏交这份“作业”。

跑步，为心灵立法

这个执拗的跑步客拒绝室内跑步机，常在凌晨的街道上，一跑就是6公里。许多人感到不解，问他：“你喜欢跑步吗？”他的回答永远很诚实：“不喜欢。”

他坦言“跑步破坏肉体的舒适感”，却也说，“保持痛苦和清醒，节制欲望，这恰是跑步的意义所在。”

“我们年轻的时候，判断自己是不是喜欢做一件事，常以感官的刺激或愉悦作为标准。但身心二元，肉体的舒适并不一定经过心灵的甄别。”在财大，他教素拓课，发现大多数同学都是因为攀岩“很好玩”才来报名；但大多数人没攀两下子就放弃了。“为什么这么快就失去兴趣了呢？因为‘感性’在选择的过程中占了上风。”

他力图挣脱这种非理性状态，所以坚持跑步，为心灵立法。

曾有一位学生，自大二伊始，每晚10点跟着他在操场跑步。有一天，他对那位学生说：“以后，你可以自己去跑了，不一定要跟着我。跑多久，跑多远，你自己决定。”

“我慢慢意识到了，跑步是和自己对话、和自己竞争的过程。每天跑与不跑只有自己知道，没有别人关心。所以坚持跑步，就是坚持用精神与自己的身体进行抗衡，与人性中的惰性抗争。如果和别人一起跑，反倒失去了这最独立的运动精神。”多年后，那位学生在回忆录里写道。

无法成为有才的人，就做有趣的人

那位学生叫蒋勃芊，毕业之后，仍对“王老”的体育课堂念念不忘。

王国亮曾尝试将数学知识运用于体育教学，让4个同学闭上眼睛，将一根绳子围成正方形。在构造直角的过程中，很少有学生会想到用“勾股定理”。

“体育是一种生活习惯，这么短的课堂时间，怎么能帮助学生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呢？”他认为，“思维体操”更应成为课堂的重要内容。

据蒋勃芊回忆，那时上“定向越野课”，他们真正越野的时间大概只占一半，“王老会抽出另一半时间，和大家分享最新的阅读感受。”一个小小的“柏拉图学园”就这样形成，师生同坐银杏树下，畅聊古今，从古希腊哲人的宇宙观，到现代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王老的言谈中，透出他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坚持与推崇，以及对文明、正义的热切追求。”

“你不一定要成为有才的人，但一定要成为有趣的人，”他面对记者，大大咧咧地坐在桌子上，谈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索罗斯的金融理想，眼睛里一下子有了光，“世界本无趣，乐趣来自人本身，人的思想就是最有趣的东西。”

曾经，学生向他介绍了安联保险公司的片区总裁Peter，两人一同进餐。席间，话题偶然落在了西方经济学家“哈耶克”身上，王国亮和Peter如逢知己，相谈甚欢。

回去以后，Peter立即发来了电邮：“王老师，我在中国呆了15年，从来没有人和我聊过哈耶克。没想到在西南的边陲城市，有人和我聊他，实在感动。只是，您一个体育老师，怎么也看哈耶克？”

王国亮对他说：“体育是西方思想之树上开的一朵花。如果不了解这棵树，怎么研究这朵花呢？而经济学又是西方文明里，除哲学外最重要的一脉学问。”

他称自己“是最为崇洋的”，愿在闲暇时分，沉浸在烟斗、雪茄与红酒构成的西洋小资情调里。爱琴海的阳光不仅将他引向了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将他引向了古希腊大地上，那批大汗淋漓的奔跑者。

“你看，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如今的北美、欧洲，爱跑步的人都特别多。我一直疑惑，为什么越文明的国度，跑步越流行？”他决定亲身实践，在跑步中寻找答案，渐然开悟：“大凡文明的国度，在现实世界之外，都有一个心灵世界。他们通过跑步，为心灵立法，避免纵欲。”

这便是“自律”，后来，被他引向了“自由”的终极解答。

奔跑着的，自由了的

王国亮认为“自由”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自律，摆脱感官诱惑，听从理性选择；二是勇敢、独立地承担选择的后果。

在光华校区时，他怀着自由主义理想，成立了户外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学校一直没被注册，因为没有哪个官方组织敢盖章，承担风险。”他顶着巨大的风险，独自训练这支队伍，带领学生练长跑，练冬泳，对他们进行细致的安全教育，告诫他们要理性自律。

他欣慰地看到，俱乐部的学生很有朝气。“雪宝顶有5888米，路况特别艰难，需要冰爪、冰镐才能登顶。没想到，俱乐部有一个学生登上去了。”

“我的理想主义情怀告诉我，这批孩子接受了大自然的挑战，回来一定是校园里最强、最有特色的人。成绩一定走在前头，做公益一定挺身而出。”保险学院的杨烈就曾是俱乐部成员，他想把这种户外精神传递下去，毕业后创办了“新鲜生活”旅行社。

“他们给我取了外号，叫‘天将王国亮’，降到财大来，背后顶着个脸盆——那是神的光环。”他笑着自嘲，脸上洋溢着对那段热烈光阴的追忆。

然而，随着校区的搬迁，他渐渐发现俱乐部变味儿了：有人只图舒服，带着几口火锅去户外；有人高数挂科了，就拿户外运动当借口……前者缺少直面困厄的理性，后者缺少承担风险的责任感——他对自由的两个前提定义，全部坍塌。

带着一些落寞，天将摘下了背后的“脸盆”，挥手对俱乐部成员说：“咱们散了吧。”

渐渐地，他也意识到，办定向越野之前，首先需要建立的，是“个人责任感”。

一个登山救援队的朋友曾告诉他：“中国大学生在登山之前，就算签订了生死合约，家属也要逼学校负责。而美国登山者遭遇山难后，家属会说：‘对孩子的离去，我很悲痛，但是，他死而无憾，因为他爱山。’”

“西方人自己选择，自己承担。我们中国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中国的大学生总被当孩子看，如何培育‘个人责任感’？他们无法独立地承担，也就不会理性地选择。”

他坦言，大学生的非理性选择也体现在“求职”上。“你们选择职业，大都参照外界。看到别人在这条路上飞黄腾达，自己也去投简历。其实，别人的成功学未必适合你，你要明白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哪里。”

“职业选择，要为了幸福，要幸福首先要自由，要自由首先要有勇气，有责任感的勇气是很重要的。胆小的选择往往是想四平八稳，但其实，这就是平庸。”

王国亮称自己平庸过，堕落过，曾中断教学生涯，投身商海，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但慢慢发觉，内心的幸福感，远不如当年抽不起烟，和老友就着一碟花生米、两盏粗茶畅谈教学理念时那样真切。

最终，他决定一分钱不带，回到校园。“现在，我坐在游泳池旁边值班，就像在地中海度假。”

“不感到无聊吗？”

“只有Hold不住心的人，才会无聊。有时候觉得寂寞，愿意和自己交流的人不多，知心的学生也都各奔天涯，我就和自己对话，享受精神的愉悦，找寻内在的自由。”

他称这个过程为“修行”，而“跑步”是最好的修行方式。

“奔跑着就自由了，自由了就强大了。”

责任编辑：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