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就是旧时的私塾先生，说得更“新潮”些，就是往日民办教育机构里的老师。塾师是是旧时教育体系中执掌教鞭者之一，在整个教育体系的师资队伍里，应该算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里，教育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且一向是官办、民办并存的。《礼记·学记》载：“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意思大约是，百姓人家子弟教育，通过私塾的形式，乡党的教育机构，叫做“庠”，某类专业教育机构，称之为“序”，国立办学机构才有资格称为“学”。《汉书·儒林传》就说得更明白些了：“闻三代之道，乡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当然，这主要指是远在几千年之前的夏、商、周时代，就有官办的学校教育了。夏商时代，文字记载还不是很发达，西周时代，相关的文字记载就比较明确了：那时官办的学校教育分成国学和乡学两种，具体而言，设在王郡的诸侯国都城内的学校叫国学，那时专供贵族子弟进去学习的，大致可以理解成贵族学校罢。与之对应的是个地方设立的乡学，乡学也是供地方贵族子弟学习的场所，非小民百姓子弟可以进去的。当然，那时节，国学、乡学里的教授内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复杂，多以传授宗教祭祀和作战技能经验之类为主。因为，那时王侯重视天命祥瑞，且诸侯间征战连连，以培养祭祀人才和战争人才为主，也算是定向培养，很有针对性的。隋唐以来，朝廷对官学加强了管理，设立专门管理官学的机构“国子监”，学习内容也相应丰富多了，除重视为科举选拔官吏人才的经学之外，还开设一些诸如书学、算学、律学、医学之类很实用的科目。
与官学并存的，是大量存在的私学。当然，旧时的私学亦即民间办学机构，多没有官学那般的条件和规模，办学方式也相对灵活得多。有塾师自己在家里收徒办学的，有乡党集资在某处香火不甚旺的庙观里办学的，有宗祠族长牵头集资，族长拿大头，族人出些散碎银子，请个塾师，以宗祠为学校课堂，以族人子弟为教育对象办学的。至于都市里，私塾多半以商会、同乡会牵头，请个把塾师，学校课堂就设在会馆里，同乡子弟读书和行会行商议事一揽子事都解决了。私塾办学，毕竟规模有限，规模小的，也就是一个先生在自己家里收几个邻里街坊的孩子课读而已，比不得官学又有管理层又有教学分工什么的那般细密。
就我们这座城市而言，虽然时代更迭，但私塾教育这种形式，一向很受重视，到清代则更趋完善了。以汉口为例，清代的私塾就多种形式并存：一类是绅士富商人家聘塾师到家里来教学，这类塾师的上班，就被称之为“教馆”或“坐馆”；另一类是塾师自己设馆，街坊邻里的孩子就近入学，这就是典型的私塾，在我们武汉，也称之为“泥巴馆”。这称谓很有些诙谐意味。或许是这类私塾大多设在泥巴糊墙的的简陋棚屋里罢，或许市井小民送自家小伢来私塾，不做望子成龙蛮大的指望，有个人管教着，哪怕是带孩子们和泥巴玩呢吧。
说起私塾教育，这张之洞还是很有些贡献的。就是在废除科举广设学堂之后，他还不忘加强私塾教育的建设和管理。在他的倡导下，1890年，当年湖北当局为了使贫家子弟“知学明理，安分守己，不犯上作乱”，普遍设置了一种短期（两个月）的“义塾”——“简便小学义塾”，经费由政府提供，专一招收贫家子弟入学受教。1892年，又设立一种专门针对15——20岁的成年人的“普及学塾”。光绪二十八年（1902）11月，张之洞颁布了《鄂省普及教育及学塾章程》，在省城内东南西北、城外上下各地段，由政府出资，建立塾舍，聘请塾师，设置普及私塾30余所，并告示各地：“民间有志愿兴办学者，能设此学堂，愈多愈有益”并承诺，有此办学善举者，只要形成文案，“随时报知学务处，即发办证”。张之洞督鄂多年，办洋务，建工厂，奠定了湖北武汉工业重镇的基础，这是有史可鉴的。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学堂，奠定了武汉武昌一带乃至今日的高校云集的基础，也是有史可鉴的。他在花大手笔的同时，眼睛向下，对芝麻绿豆般小事的塾学教育也如此下力，提及的不多。张之洞对塾学的重视和作的努力，成效如何，可以先撇开，但其表现出来的胆识度量，的确非同一般。张之洞当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直至1929年，汉口特别市延张总督办教育要两条腿的思路，制定了《私塾注册规则》十五条，在这“规则”指导下，一些热心教育的群众团体有志之士，纷纷集资办学，一时间，汉口的塾学教育发展得很有些蓬勃的样子了：当年，登记合格、可以挂“塾”牌执教的，仅硚口至刘家庙这一狭长的街区内，就兴办起180多所塾学馆，这些塾学馆，有义塾，私塾仍占多数。有趣的是，当时的外国教会学堂加上地方官办的市立初、高小学，总共只有89所，不足塾学的二分之一！有一份当年从硚口至刘家庙的塾学分布资料，资料很细，文字也就比较长，这里就恕不援引了。不过，从资料中可以看出，近200所分布在下街小巷里的塾学——私塾和义塾，既没有要国家配备师资，又没有要国家提供经费，还没有要国家建筑校舍，更没有伸手向国家要什么教学设备，就凭着塾师们的敬业，凭着有志之士的热心快肠和慷慨解囊，承担了公立小学无法承担的扫除文盲、普及社会文化、提高汉口市民素质的任务，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当然，中华民族的教育史，自隋唐以来，实行开科取士制度——通过考试考察人才，根据人才授以相应的官爵责任，这初衷，估计不会坏到哪里去。正面的效果，也不乏其例。历史上历朝历代那些有作为的清官廉吏，包括在我们湖北做了好多年最高长官、把我们湖北盘弄得各方面都有模有样的张之洞，到他撒手归西的时候，家人连给他安排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葬礼的钱都没有，还是他的学生们凑份子解决的。这等有作为的廉吏，也是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可问题是凡事做到绝处，弊端就远远地大于利端了。多的不说，一部《儒林外史》，就让人在可啼可笑无限伤感了。我们本地的竹枝词里，很有几首颇带偕噱味道的作品，从几个侧面把旧式的教育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私塾而今尚许多，任他随意自分科。但求酒食先生馔，识得之无便且过。
——讽刺塾学教学缺乏计划性，塾师有些混日子的意思。
莫说招生考认真，姓名录出岂无因。八行条子私相授，不是同乡即使亲。
——这似乎是在揭露招生黑幕；其五是讽刺学堂教师和学生教与学态度都有问题，
铜铃摇得响啷当，教习翩翩上讲堂。五十分钟敷衍过，忙将课本袖中藏。
——也是意在讽刺教师缺乏敬业精神。
每编功课费心思，讲义由来只自知。别字虽多君莫笑，东洋原来有这字。
——这一首有些特别，是讽刺留学归来执教鞭者滑稽嘴脸的。
这些竹枝词，虽然通俗如白话，却颇耐咀嚼，可咀嚼多了，容易联开来，联想多了，滋味就很是一言难尽了。
在科举时代，流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个“高”，无非也就是希冀一个“金榜题名”从而光宗耀祖的结果。细细品来，也实在是狭隘得很。其实，人类学习知识，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拓展生存空间、改善生存状态，有数不清的学习方式，读书，只是诸多方式之一。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缺乏平等、人与社会之间缺乏自由的年代和制度下，读书——做官——发财——幸福，这是制度规定的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一旦政治昌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平等自由无须作为口号标语、无须人们用生命和鲜血去争取去捍卫的时候，平等和自由就像你在自己家里从客厅走到厨房、卧室那般自在的时候，读书肯定会从沉重的受制于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每个人自身成长的自觉的必需，读书上学，对读书上学者来说，就不会是一种负担了。
当然，旧式塾学里的塾师，很难说都很有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毕竟，当塾师的，虽然也算是“儒”，但在那个时代，总是被科举制度淘汰下来的“儒”，所以，科举不进做塾师，就被视为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末路。而这些末路之人，多年青灯苦读，大多自以为满腹经纶，虽然养得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身子，却揣了个眼高于顶心性，面对眼前那些顽皮无知的孩子，常产生一些儿怀才不遇的落魄的惆怅，也不算是蛮不正常。
不过，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教育史上，倒是真正产生过一位伟大的塾师，那就是在家排行老二、被世人尊称为孔子的孔丘先生。这位生于春秋时期的教育家，只是个塾师的身份，可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恐怕不是一本书两本书能说得完的。不说别的，“礼、乐、书、数、射、御”，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把这“六艺”作为教学内容，仅就教育体系而言，实在是开了素质教育的先河。孔子的一部《论语》，本质上是一部集古代教育学理论和实践之大成的精华，“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政治家们的这类评语，虽是赞词，对《论语》，对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而言，实在是太肤浅，也太实用主义了。
作为最有成就的塾师，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其影响，早就超越了国界，从文化学的角度，乃至有学者将东亚至南亚一带，归之为“儒家文化圈”。后世的数不清的塾师们，学问人品有没有高过孔子的，没有考究，名气和影响至今的确没有出乎其右的，这也是事实。但是，一个孔子总不能完成一个民族的教育事业吧。所以，千百年来，并没有因有孔子高高在上，其他人就不敢去干塾师这行当了，事实上是，因为塾师在教育中的几乎不可或缺，所以，就是科举制度结束了，广兴学堂了，塾师这行当还大有人干。即使眼下，生意很不错的各类家教，以及各类生源很不赖的培训班，不都还在延续承继着先辈塾师们的事业么！只是，听着“素质教育”、“德智体能全面发展”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满世界看到的，却尽是十来岁的孩子，背着硕大沉重的书包，每天早晨六点来钟就赶到学校，一堂课接一堂课地坐在教室里听，下课铃声响后，老师基本是无一例外地拖堂，剩下的几分钟，就是孩子们用最快的速度朝厕所跑、然后又朝教室跑的时间了——这奔跑，或许就是孩子们一天中唯一的体育锻炼了。如此上课到下午六七点钟，暮色低垂了，孩子们才能回家，匆匆吃完饭，还要做作业到十一、二点钟甚至转钟！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星期天了，家教和各类培训班、培优班，那里的塾师们正等着呢……
如果孔子泉下有知，他绝对会捋髯长叹：天耶天耶，此乃教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