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以南，生态诗写作的缘起与身体实践

方舟 

（一）

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包括与之对接的后花园城市，从地貌轮廓上看，面朝大海，背对瘐岭山脉，从而构筑了由低纬度向高北纬度次第变化、富有层次的大地图景，养育了生机勃勃的自然自恰的生态体系；从诗歌生发的既成史实看，历代流寓于岭南大地的诗人身影络驿不绝，对异域山水有着丰富的陌生化的体验和指认，留下了连绵不绝的感怀山水的诗歌，这是人类韧性与命运的咏叹，人与自然感应对话的双重协奏，演绎出伟大的自然诗歌传统。从唐代的柳宗元、韩愈、刘禹锡到宋代的苏轼、欧阳修等像一串长长的诗歌星宿，他们都或多或少在这片贬谪之地停驻，从身体的实践到精神的放逐，他们辗转不眠留下的篇章，为灿烂的岭南文化划下了重重的一笔。

（二）

伴随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时代之潮，珠江涌动，接着是人口大迁徙，珠江三角洲彻底告别农耕文明，催生出规模空前的现代工业厂房和高密度的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大地、河流、生态再次改变了模样和内容因子。一批早觉的前工业时代的诗人在诗歌中开始反思高歌猛进的制造业和傲人的经济蓝色指标背后的生态危机，我认为这是当代诗歌界最早具有生态反思意识的作品。早在90年代前叶，作为“讨生活”的“外省人”，我写下了《变奏：几个工业名词》《制造一个月亮》《工业区的一只蝴蝶》《机器的乡愁》《水的断章》《遭遇》《某天，业余的思想和生活》等一系列的作品，成为诗歌批评家们无法用当时的理论度量的、在诗歌地理版图中缺席的“外省诗歌”——他们只是用一种讨巧的社会学的评论方式轻而易举地命名了它。作为一种变革时代产生的环境危机下的深刻生活的身体体验和“失乐园”的书写，这种独特的“南方经验”所呈现出的先锋性是不言而喻的。真正文学史从来都是事后的追认，需要后人们反顾而重新打量。

（三）

时间是公平的，也是有落差的，但它会在某一处节点上突然形成大势能，像一只无影的手，再次拍打生命的海岸，发出另类的大海的声场；或像天空中积蓄了多年的对流云层，发出巨型的闪电，然后“雨水”自然降落。如果说生态诗歌作为理论和诗学审美被提出，是近二十年的事（以王诺教授为代表），那么继后的实践倡导则以广东为盛，一点也不为过。在我有限的视界中，无论是早些年广州诗人熊国华提出的“绿色诗歌”，还是清远诗人华海为代表倡导的生态诗歌写作，无论是诗人华海的《红胸鸟》和《江心岛》系列，还是方舟的生态诗札记类《蔡白村北岛》系列和《灭绝的鸟类》清单，也无论是广东学者方兴未艾的前沿生态学思想文论研究（以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广州大学龙其林教授为代表）、世界生态诗人作品编译编写（如黄礼孩的《世界海洋诗选》等），还是各地的生态诗歌活动的差异化落地——如举办多届的清远的国际生态诗歌笔会、东莞的中国（东莞）森林诗歌节、湛江的海洋诗会、深圳大鹏的生态诗歌奖、始兴的生态诗歌论坛，还有前些年方舟策划的广东环保诗歌大赛等等，无一不显示生态诗歌写作的盛大场景正悄悄地在大湾区沿线城市铺开，这是一种完全可以预期的写作观念的突破。

（四）

生态诗歌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对现代性的进行一种反思的文化逻辑，科学性、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是它“与生俱来”的思想源头或背景。在有关“生态文学”的各式定义中，我觉得还没有比王诺教授更严谨和更富理想和浪漫的命名了——它既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同时也是具有“生态审美”和呼唤“生态责任”的文学，是一种充满文明批判和现实担当的文学，它还是一种表达生态理想、表达生态预警——关于未来的文学。但它一定不是取消“以人为本”的文学，而是对“以人为本”文学中挟带的“二元论”“欲望驱动”的超越。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大湾区生态诗歌的兴起，更是新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一种既接纳东方古老智慧、又胸怀大地万物气象的宏远的写作。中国的诗人理应有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世界使命感，将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重关切纳入自己的创作之中。

（五）

在生态审美与生态书写中，地方性属性和位置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视域和维度，这是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命定的东西。你说出的是“这一个”，“这一种”或“亚种”，而不是一种集合性的生命符号、隐喻和它的转喻，就像地球上没有“水果”——只有湛江的菠萝、东莞糯米糍荔枝、肇庆的沙糖果一样。它要求书写者无限地趋近具体的生命本真的状态——它在“系统”中的坐标、“时间”的参与性及结果，以及言说者与这一个“审美”自然母体的当下性和体验性——彼此凝视的交互与对话过程，而不是转移和挪用，更是不能通过“意义”来改装和过渡。

我生活的地方有一个“北岛”，它是珠江支流东江的多众南支流围成的“北岛”和“龙湾岛”，这个在地图上都无法标示的“小地方”，却有无数的生命在此繁衍生息，并与人类生活互相干涉和共存。作为一个人类的中年“散步家”，我“发现”了不一样的“生命智慧”和“生命奇迹”，它成为了我润染于纸上的“诗意”。譬如，我会写《龙湾岛的接受美学》《位置学》——自然的大界与小界对更生猛的生命灵长——人类的文明与造化的兼容和逸出，它存在的本身就建构了一种生物系统链的变异和新的“自恰”。还有，我会写外来物种《微甘菊传》和《缓慢移动的福寿螺》，它的亢奋与演进，它的无畏与绞杀，它的抗议与选择、逃离与坚持，仍至绝处逢生。这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认同与礼赞。

（六）

我不止一次地和朋友们走进“北岛”的田野和湿地，走进它的的白昼与夜色，和他们带领的孩子们一起，亲近鸟类、昆虫、植物，学习夜观和丰富自己几乎空白的博物学知识。在北岛的小暑夜，我将写下一串虫名——深度睡眠中的蜻蜓/练习热恋的二星蝽/等候捕食的食蚜蝇/打扮成草鞋的蚰蜒/佯装的竹节虫，静坐于树叶之上/不结网的白额高脚蛛，走出家门/提前开始了它的雷霆行动（《小暑夜，我将写下一串虫名》）。在“北岛”，我还写下了像牛哞一样在下水道等阴湿管口歌唱的花狭口蛙，在土层深处卓越发声、不知疲倦的螽斯和蝼蛄，身上长满钉刺的美丽异木棉带着不可磨灭的前尘故事，观察每一粒种子花样百出的降落方式和“陈仓暗渡”，我甚至想到为只有在咸淡水交汇处生长，最后化身为席、为篓篮、为绳辫的莞草写志（《莞草志》），为红树林里归来的黑脸琵鹭和河水岸返回的蟛蜞们欢呼，更为生态指示性水产物种蟛蜞家族悲壮的一生叫屈鸣冤……

而这这一切，都存在于我之前的经验和体察之外，我甚至要穿过成语中隐藏的律涌桥，要穿过城市更新后命名的彭辣村，要等侯数日，自然导师从另一片森林公园里归来，在去道滘镇的北岛夜观时，顺便捎上我。如果你看见了变色树蜥/请给它足够的甲虫、蜘蛛、蟋蟀、草猛/还有树叶上可以吸食的水珠和露/不要喧哗和尖叫//每一只多余的手/从来不会让自然增加一份喜悦和安静（《如果你看见了变色树蜥》）

在这一个地理与生物学意义的“北岛”上，有充满意外的徙步发现，也有暗含通往诗学之岛的审美野径和天然机趣。它是一位可以信任的自然朋友。我说过，美国诗人斯奈德写了一部《龟岛》，人到中年的我要写出一部更生态的《北岛》。这个一个大湾区诗人不敢轻易放弃的自我期许。

（七）

生态诗歌写作是一种对生命独特性因子的捕捉和锁定，它是是生命成因的族谱的进化史、生长感与环境学的综合呈现，是自然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重新关照。它是一种对往昔修辞学的警惕和清厘，一种更开放式的表达生成。在生态诗歌作品中，人不是最高、最终利益和价值的审视者、裁判者，这是一种文学模型的预设边界和桩石。它当然是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但它是对“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学的主体性的修正和让出，但不是消解人的“能动性”，而是让这种人的“能动性”不至于让“整体系统”受损，最终让自然和人的对抗性愈演愈烈，以至无法修复。

在东莞另一条河流上，有一座海心沙岛，一个著名的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在诗歌《在海心沙岛》中，我看见了人类绿色实践的诚恳，生态审美视域下的“城市垃圾”又重新干净地回到土壤和天空。垃圾，这个“文而化之”、充满了认识偏见的词又重获新生。就像我另一首诗《论渡渡鸟的复活中》所表达的一样——要用非人类主义的眼光、语气/删除嘲讽、偏见、冷漠和占有欲/要像自然学作家大卫·达曼/重申“渡渡”是一种拟声词/像邻居家给孩子取名：“乖乖”“珍珍”“胖胖”/或者“兔兔”“突突”“嘟嘟”。复活渡渡鸟，首先要从一句“谚语开始意义重构与再植”，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我常常提醒自己，既要“像大山一样思考”，也要给自己取一个像某一种自然物的名字，谨慎地克服以人类中心主义来理解和猜想这个“世界”，而是“我”亦是系统的一份子。所以，生态诗写作不是一种题材的界定,它关涉人和世界的关联性与整体性，只有我们以平等心和世界对话，生态诗才有可能站起来。但我们依然要强调对生态本身的深究和身体的实践与体验，将当下人与环境的现实张力、生态环境的自身的话语统一在诗歌的文本里。否则，就像穿着缤纷的衣服走进大自然或对着公园里的鸟笼进行“自然观察”一样，是一种虚假的“自然教育”或“生态诗”写作。

（八）

我也会写大海之远，天空之高，这都是生命的飞翔、沉潜之所。所有自然风暴的源头在人类的头脑认知中，也在一次远方翅膀的噏动中。但我们无法走进大海的心脏，天空的穹顶。生命的邻居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从《灭绝的鸟类清单》（组诗）中检视我们过度的占有欲和功利心，从鲸起鲸落的故事里唤醒我们尚未消失的悲悯和美美其美的美德（《海豚望月》），思考我们为什么还在心无旁鹜地射击和海钓？

无数的远方已经在吁请和告急，生态诗歌只是献出它应有的一颗初心：和这个世界同频同在，伸出你我的臂膀，拥抱并热爱这个世界。

我在大湾区，诗歌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根据创作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