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的整体观 第十三章：宠辱若惊

原文：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之为下也，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以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以为天下，汝可以寄天下。

译文：受到宠信或被羞辱时都要害怕，看重大忧患就如对待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说受到宠信或被羞辱时都要害怕？宠信是卑下的，得了之后会担心，失掉也会担心，所以说受到宠信或被羞辱时都要害怕。为什么说看重大忧患就如对待自己的身体？我有大忧患，因为我有身体，若我没了身体，他还有什么好怕的？所以说，如果有人像关心自己的身体一样关心国家，国家可以托付于他；有人爱护自己的身体像爱护国家，国家可以寄托于他。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老子说受到宠信或被羞辱时都要害怕，两者都不好。 我们知道被羞辱不是一件好事，但受到宠信呢？ 在老子眼里，一切都是相对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 第五十八章“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说的也是一样的东西。

何谓宠辱若惊？宠之为下也，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什么是宠辱若惊呢？宠信是卑下的，因为得者往往会为担心失去了宠信，而失去宠幸的人则要担心自己是否身处危险。所以说受到宠信或被羞辱时都要害怕。春秋时代，古代国君掌握人民的生命。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内，共有十三位宰相。贵为宰相，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有四位宰相自杀，三位被杀，超过了一半的人死于非命。即便剩下的六位，没有死于横祸，但真正能够得到善终的，也就一二位。这很能反映了“宠辱若惊“是怎么一回事。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有何患？

为什么要把祸患看得跟自己的身体一样重要呢？我担心祸患，就因为我有个身体，有生命。若我没来身体，没生命，还有什么好怕的？

死刑在古代很普遍。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宠信，那么统治者就会赋予他更多的责任。如果无法完善地履行职责，他可能会失去宠信，甚至失去生命。 所以说宠信和羞辱都是危险的。谁愿意在他的职责中冒任何风险？如何识别一个不怕风险的人？

故：贵为身以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以为天下，汝可以寄天下。 

大部分的人都害怕不幸，都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如果有人像关心自己的生命一样关心国家，他完全可以被托付。 那是一个不为宠信或屈辱而担忧的人，一个真正无私的人。世界上很多人都把名利荣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老子则认为生命是可贵的。我们来看两则故事，或许会让大家更清楚这章的意义。

文天祥是南宋时期的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兼军事家。南宋末年，元军入侵，征战中文天祥于海丰县被俘。文天祥被抓的时候，在零丁洋写了《过零丁洋》诗，里面有两句话是一直流传到今天：“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指自古以来谁都难免一死，只要留得一颗赤胆忠心照耀历史，就是死得其所。他被忽必烈抓了后，没被即刻处死，而是被关了四年。忽必烈认为文天祥是个人才，一直在劝他投诚，甚至抓了南宋皇帝去劝解，但文天祥就是不屈服。四年后，忽必烈见实在没办法，就只好把文天祥给处斩了。过后忽必烈惋惜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

文天祥的妻子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封绝书。里面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说，为人一定要有正义，只有在正义完全展现了，仁爱之心才会呈现。读圣贤的书，学什么东西呢？当然是这些道理。从今以后，即使失去生命，他几乎完全没有愧疚之心。文天祥认为杀生成仁，舍身取义，都是孔子，孟子教的东西，这些都是必须遵守的。如果投诚了忽必烈，那就愧对孔孟了。虽然南宋皇帝非常不堪，但是文天祥认为投诚于忽必烈是个耻辱，能够坚持支持南宋是让他为傲的。你认为他的想法对吗？

我们再推前六十年看全真道长丘处机。丘处机跟成吉思汗是同年代的人物。当时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大汉，即是蒙古人的君主。成吉思汗想要统一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当时丘处机是一个很受中原地带人民敬仰的道士。蒙古帝国、宋国、金国都想邀请他指导国事。丘处机不接受金国及宋国的邀请。但收到成吉思汗的来信后，他带了几位门徒，穿过沙漠，向西跋涉数千里，去见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三次召见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丘处机以”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等为回应，并劝"上至帝王，降及民庶，尊卑虽异，性命各同耳。"他要成吉思汗明白上至帝王下至平民，虽然地位尊卑不一样，但是性命都是一样的贵重。

历史家都认为，在成吉思汗攻入金国时，丘处机的劝解让成吉思汗少杀了几十万的人。数百年后，乾隆皇帝称赞丘处机：“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每位皇帝都想要长生，不用追求什么秘诀，把杀心去掉，就知道对于长寿有神奇的功效。

丘处机及文天祥，哪个是“以身为天下”呢？丘处机是金人，竟然去给成吉思汗做指导，在文天祥眼中恐怕是大逆不道吧？文天祥虽说熟读圣贤书，可是他是否留意到《论语.卫灵公十五》有这样一段：“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史鱼真的很直，国家有道，他好像箭一样的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般的直。蘧伯玉是真君子，国家有道，他就当官；国家无道，他则把自己的才能收起来，不再当官。从这一段话来看，您说孔子会认同文天祥的做法吗？史鱼之于文天祥，蘧伯玉之于丘处机，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天祥以亡国为耻，宁以牺牲生命来向国家确认忠诚。他若投诚忽必烈，不是也可以服务黎民百姓，尽仁尽义吗？ 丘处机审时度势，知道金国大势已去，接下来是大元当道的时代。他当然不愿意自己国破家亡，但他显然明白帮助成吉思汗就是帮助他的乡亲父老。丘处机的迂回与圆融，看起来是背叛了家国，但反而在更长久的时期和更大的范围保护了自己的同胞。这也是为什么数百年后，他还得了乾隆的称赞，成了老子笔下的“死而不亡者寿”（第三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