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静安图书馆借了一本书，《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这当然不是我的本专业书，我的本专业书应该是诸如《拓扑量子场论》或者《p膜导论》这样的物理书，不然也应该是《20世纪场论概念发展》这样的物理哲学书。
　　看这本《符号学与语言哲学》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
　　开场白说完。

看这本书之前，脑子里对什么是符号已经有了一个认识。
　　这个认识形成于看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以及后来的一本《维特根斯坦导论》。
　　所以，看埃科的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想是否能与我自己的认识达成一个共识——我倒是从来不管我看的书的作者是否牛逼。
　　当然，现在才看了第一章，谈不上有太大的收获，因为这里所说的主要是前人的符号学观点，可以看作是对符号学各种不同流派与主义的综述。
　　所以，这篇主要来说说我自己对符号的理解。

在开始探讨什么是符号之前，我们先将整个世界分为三个部分：现实界，抽象界，理念界。

所谓现实界，就是真实的世界。
　　一切真实的活动都发生在真实界，包括信息的传递。
　　我们的身体在真实界生活，我们的所有交互都至少部分地发生在现实界，我们每个人的理念界彼此之间都通过现实界中的信息传递等等交互方式来实现。
　　就符号所涉及到的问题来说，在现实界中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信息的传递”，可以将之称为“信号”——虽然这个术语未必就是打开平时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身体的感官从现实界中“感知”“信号”，从而完成了信息从现实界进入到抽象界的过程。
　　如果没有具有感知能力的对象，那么信号将永远只是信号，不会变得更多。
　　现实界的特点，就是它是唯一的，所有对象共享的（暂且让我们忽略多重宇宙这个问题）。

和现实界不同，抽象界已经涉及到感知的主体所现实界的感知这个过程了。
　　抽象界对于不同的感知主体来说是不同的，从而虽然现实界只有一个，但抽象界可以有很多个。
　　对于一个确定的感知主体来说，它的抽象界是唯一的。
　　那么，抽象界中都存在些什么呢？
　　抽象界中存在的对象，是从现实界通过“抽象”而来的概念客体，以及，从“理念界”被表达出的概念客体。
　　以说话为例，我们在理念界构思了一句话，然后这些话被恰当地编码，从而成为了“抽象界”中的表达，接着通过我们的表达器官，被从抽象界中的表达进一步表达为现实界中的信息。
　　反过来也是，一个现实界中的信息被我们的感知器官感知后，抽象成抽象界中的表达，接着这个表达被理念界进一步分析儿称为各种具体的概念。
　　可以说，抽象界是理念界与现实界之间的桥梁，负责双向编码通讯。

最后是理念界，它是由每个感知主体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体系结构而形成的一个纯概念的空间，而且是动态变化着的。
　　理念界的每一个元素或者说对象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对象，对应了知识经验体系中的特定元素。

理念界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从现实界到抽象界的抽象过程、从抽象界到现实界的表达过程、从抽象界到理念界的映射过程、从理念界到抽象界的表达过程，都收到理念界中所有的知识经验体系的操控与影响。
　　如果一枚大脑的所有生理信号都能被消除并且从来不曾与外界接触过，那么这样的大脑就没有任何知识经验内容，从而这样的感知主体将无法对任何来自现实界或者抽象界的信息与表达做出有意义的反应——当然，这个假想实验是无法做到的……

下面来看一下符号的问题。
　　我们从信号被接受从而形成符号的过程看起。

现实界中的一个信号（对于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信号来说，可能就代表了一连串的1/0信号了。但日常生活中可以被视为信号的东西太多，美女对你勾勾手指也是一种信号，你家的小狗抬起了后腿也是一个信号，一连串的“... --- ...”也是一个信号，这些的抽象，就被赋予了这里的“信号”的术语），被感知主体感知，从而在抽象界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表达。
　　接着，在抽象界，这个信号会被分解（当然，再一次地，是根据理念界中的知识经验体系，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还包含了直觉与联想等和知识经验无关的思维活动）为一组信素。
　　信素是对信号的分解，但本身并不直接映对于理念界中的概念实体。就比如我们看到一个色块，或者一组色块，自然地会对其进行分解，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知道红黄蓝分别表示什么，有什么意义或者内涵。这种分解很有可能纯粹是无意识的，根据对象的边界或者排列组合的几何形象而自然进行。
　　在获得信素后，我们会将抽象界中的信素与理念界中的概念实体做对应——这种概念实体可能是一段记忆，也可能是一个具体的概念，甚至一个感觉。当然，这样的寻找对应的过程也是基于感知主体的知识经验体系，以及该体系之外的一些别的元素（诸如直觉，联想，情绪，等等）。
　　信素未必都能对应到一个概念实体，能对应到的信素被称为元符号，而被对应到的概念实体则被称为符号素。
　　可见，信素未必就是元符号，而元符号肯定是信素。
　　最后，所有的元符号重新在抽象界被组合，形成了一个新的表达对象——符号。
　　而这个符号在理念界所对应的具体内涵，就是每个元符号的符号素所构成的那个整体，一个概念集。
　　到此，一个现实界的信号终于对应到了一个抽象界的符号（符号是信号的抽象，信号是符号的表达），而一个抽象界的符号则同时也对应了一个理念界的概念集（符号是概念集的表达，概念集是符号的内涵／意义）。

对于发出信号的过程也是类似的。
　　理念界将想要表达的概念或者几个概念作为符号素，来寻找所有可能的元符号，并将其中最相近或者相融的几个元符号（一般都尽可能少尽可能相似）进行组合，构成一个符号，最后将这个符号通过表达器官与表达手段表达为现实界中的一个信号，传递出去。

因此，当我们说一个信号是否是一个符号的时候，其实事实上必须设立一个感知主体。因此，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对于一个感知主体来说是否是一个符号，以及，如果是一个符号的话，这个符号代表了些什么（概念集）。
　　不难发现，语言与文字本身也是一种信号，而它们本身也都可以背视为符号。
　　一般语境下的对感知主体的省略其实所表达的是，一个信号对一个人类群体的平均个体来说是否构成一个符号，以及如果构成符号的话这个符号代表了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诠释为对群体的所有人而言，构成的符号的分布（不构成符号，构成符号A，构成符号B，等等，称为分布）的核心区域是什么样的一组符号，以及它代表了什么。

可以发现，这个从信号到符号的过程，是一个抽象、分解、映射、重组的过程，因此是一个解构－重构的过程——解构发生在从现实界到抽象界，而重构则发生在抽象界与理念界的互动，所以一个现实界的信号通过一个解构－重构过程，得到了一个抽象界的符号（相比来说，符号到概念集的过程到只是映射，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解构－重构的每个环节理念界都参与了）。而且，这几个过程都收到了感知主体的知识经验体系的深刻影响，从而是显然地因人而异的——所有关于一个信号到底是不是符号的争论说到底都是关于这个信号与我们所希望的它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上述映射是否对所有的感知主体或者说对所有的目标感知主体来说都是相同的，或者说被解构－重构后得到的概念集都能包含我们所想要传递的概念。
　　同时，由于解构与重构的过程虽然基于知识经验体系，但并不局限于此，也包含了直觉与联想等非知识经验体系内元素的参与，所以从信号到符号的过程及其逆过程往往是含有一定的随机性的， 并不全然理性。

以《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中所举的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的“他发烧了，所以他生病了”这个例子来说，这里发烧是否是符号呢？
　　在将符号视为等值的流派看来，发烧至少不是“确定符号”，而可以是“非确定符号”，或者甚至不是符号。
　　你看，如果说是从“对全人类整体而言发烧是否必然导致生病”这点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发烧就意味着生病，从而发烧是生病的一个符号（这里其实体现的是“符号”这个术语的“象征”与“症状”的意味。在那本书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符号”这个术语本身可以代表很多内涵，其中就包括了“等值”、“象征”与“症状”，这也是从古希腊时期就流传下来的一个流派思想）。可，这点在现代来看也是收到挑战的，因为医学或者生物生理手段可以造成一个人具有发烧的所有症状到饼没有生病，从而站在即便非确定符号（如果p是q的符号，那么确定符号就是说p=q，而非确定符号则是说p包含于q）的立场上来看，发烧也不是生病的符号。
　　进一步，如果我们是站在某个确定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发烧了，那么这个发烧是否是生病的符号呢？
　　假定这个母亲清楚地知道自己孩子的所有状态，那么她自然是可以得到“发烧对我的孩子来说必然意味着生病”这个结论的。
　　但，这个结论是经验性的，对过去成立并不意味着这次依然成立，也不意味着以后依然成立（我们不能排除孩子偷偷地服用了产生发烧症状来装病的药物的可能），所以，如果真要较真地站在等值的意味上来看说其实我们并不能认定发烧就是生病的符号。
　　如果这里引入母亲个人经验的因素并不考虑“黑天鹅”事件的影响，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对这位母亲的经验来说，发烧就代表了生病。
　　而这点，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符号的特性——一个信号（发烧）是否是符号（代表了生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知主体（母亲，或者广大大众的统计）的知识经验体系以及体系外因素（情绪，直觉，等等，比如母亲的关切之情往往将一个小喷嚏也当作是生病的象征）。

在这个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么几点：
　　首先，信号本身可以是无意义的，但具有可感知性（不可感知的信号和没有信号无差别），符号才具有理解上的意义。现实界中交流的都只是信号，人的脑海中传达与处理的才是符号与概念。
　　其次，从信号到符号的双向过程，以及从符号到概念（集）的双向过程，都收到来自知识经验体系以及体系外因素（直接，联想，情绪，等等）的强烈影响，这体现在整个解构－重构过程中，从而同一个信号被不同的感知主体感知后可以得到不同的符号与不同的概念。
　　由于知识经验体系以及体系外因素都是随时而变的（即便我们让一个人的大脑断绝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大脑自己也可以将以后的知识经验体系作各种再处理从而得到新的和以往不同的知识与概念，从而这个体系本身还是在发生变化的。除非我们将这枚大脑也彻底冻结起来不让其活动），所以同一个信号在一个感知主体的不同时期与不同状态来看，也会得到不同的符号，获得不同的概念——这也是我坚定地认为看名著要讲究自己的状态的原因，你给一个小屁孩看世界名著我只能说是暴殄天物，不过也不排除这个小屁孩是天才且出生自带社会经验的可能。

这里的情况颇具维特根斯坦式的混杂——现实总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从而一些问题本身可能是文字选择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前期逻辑哲学论的思想，并由此来解决罗素悖论、上帝悖论等一系列悖论），但同时每个人又同时具有自己的“私人语言”，从而使得交流变成了一场语言游戏（后期他的语言游戏思想）。
　　就现实来说，当我们讨论一个信号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的时候，我们可能着重要看的是这个个人自己的知识经验体系对整个解构－重构过程的影响，但这其实却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个知识经验体系基本不可能被完整地表达出来，而即便是表达也可能超过了所有可用的信号的容量上限与容错上限从而别人也无法准确地理解。这还不说那些体系外的因素。于是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对具体个人的符号问题就变成了研究此人内心与身体状态的问题，这没意义。
　　而要研究对整个人群来说一个信号代表了什么样的符号，则又必须传递整个群体在的所有可能的符号化结果与符号理解结果，并作分布统计，但这事实上由于对个体的操作无法达成从而本质上就是做不到的——因而进一步，这里事实上所研究的是研究者所认为（也即所虚构）的知识经验体系及特定的体系外因素（比如一般都将情绪问题作简化处理等等等等）下的状态——这与现实到底有多接近呢？天晓得。
　　或许对特定的符号问题来说可以很接近，但对另一些恐怕就非常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