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出现在这世上，本身就很难被归类或定义。大约是其间裹挟了太多看客观点，反而让人容易错判其本质属性。
金庸，用通俗现代汉语塑造了一个鲜活浩瀚的江湖，并将其代入到整个华语世界的集体认知中，进而影响到难以计数之人类的生命流变。这个如创世神一般的汉字组装专家，因其人生经历之多样性，加之极低的讨论门槛，直至去世，依然在引发围观者情绪激荡——爱之者呜呼哀哉，厌之者斥其浅薄。
我并不知道，究竟该如何盖棺论定金庸是能够取得最大公约数的。但我想搞清楚的是，这个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时代的内容创作者，是如何能够在此后数十年间，甚至目力可及的未来更多个数十年中，跨越时空和介质，影响一代又一代华语世界人群的。
文笔、天赋、勤奋、运气以及香港的自由舆论环境，就不必提了。我们再说深一点。
权力的童话
1985年，《光明日报》采访数学家华罗庚时，这位梁羽生的朋友为武侠小说下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定义——“成年人的童话”。
可是，童话作为一类仅占我们人生很小一部分阅读时光的体裁，又是怎样能够跨越时间、群体、志趣、性别、年龄……波及到几乎所有华人的呢？即便是《葫芦兄弟》或《冰雪奇緣》这种童话领域的大热IP，也不过能在有限群体中受到欢迎。能被经年累月不停咂摸，时不时就拿出来翻翻的就更少了。
很多人喜欢读金庸小说，都是被其中一些至情至性的人和事所打动。几乎随便翻翻中文社区，你就能经常看到“张三丰瞧着郭襄的遗书，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或李文秀说的“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或赵敏的那句“我偏要勉强”之类的内容。
这种类似于“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一类的桥段，堪称金庸小说收割粉丝的第一利器。需注意的是，这里的英雄，不再是以武功高强名震江湖为标准，而是能够坚决、果敢、笃定、不打任何折扣、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追寻内心呼唤。这恰恰是平凡人生命中最缺失之物，有多少成年人能够站出来毫无愧色地说，自己符合这个标准？
于是，这个世界变得纯粹了起来。无论爱恨离别都非常痛快，既不扭捏，也不做作，不看谁脸色，也不打算讨好谁，似乎每个人都平添一股仙气。
如果说张三丰、李文秀们真情流露已然少见，那么下边这些为人处事，就更加“出离人性”——
有多少人在手握强大武功后，能够安然离群索居，过自己的小日子？
有多少人能够在灭掉东方不败后，面对自己老丈人“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局面时，可以下山过家家？
有多少人能够看见手下朱元璋的野心和崛起后，说出“与大汉江山相比，明教为轻”这样的话？
这才是真正进入了童话的世界，如果说年少时的荷尔蒙初体验足以维系一生，那么权倾天下时淡薄名利才是真正的匪夷所思。金庸塑造的主角中，几乎没有一人向名利低头，但偏偏这些人都拥有万人敌的能力，更具备强大的组织力量和人格魅力，反手就能涤荡江湖。岂不怪事？
这和中国真实历史岂止是相差甚远，简直是天上地下。
欧洲历史上几次巨大的人口灭绝，都源自瘟疫与气候，即便是罗马帝国崩盘这样的巨大变故后，其居民大多依然存活。
而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其它民族都不曾出现过的：西汉末年6000万人口，一个“王莽篡汉”就把人口打回到了2100万；东汉末年发展到了5600万人口，一次“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把人口打回到了760万；盛唐人口最高峰5300万，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中国人口剧减70%……可以说是元代之前，中国每次朝代更替，都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人要去见阎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华夏文明自相残杀的效率与数量值，都是冠绝全球，绝无任何敌手的。
这种阶段式反复循环的人口崩盘体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导致的。在绝对权力在握的“实君”制度下，无论是宗族、重臣、异民族，甚至流民百姓，都有“群雄逐鹿”、“问鼎中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心，陈胜们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梁山泊的口号是“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而这种武装冲突导致的朝代更迭，其连带效应，就是治乱循环后的人口灭绝。
这是辛亥革命前，国人已经厌倦的帝制故事，这也是时至今日，依然萦绕在这个民族心头的阴影。
然而，金庸给所有这类问题安排了两个终极解决方案。
一是“但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权，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间百姓受其荼毒，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来取暴君首级。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然权倾天下，也未必便能当倚天剑之一击。”
二是所有的绝世武功、神奇秘籍，要么被设计成只能给天性童真者，比如自杀式下棋的虚竹，或者文盲石破天，或者笨蛋郭靖；要么被设计成清心寡欲方可得道，比如一灯出家后武功精进，张三丰百岁童子身内力高纯，流于狠毒的灭绝师太之辈总无法战胜宅心仁厚的曾阿牛……
于是在那个世界里，无论是乾隆、东方不败还是任何权势者，但凡被武林中人盯上，就难保自身平安。武功，成了平衡权力的无上法宝，所有中国历史上的治理困境，一把倚天屠龙就能解决个七七八八。
更妙的是，这些手握神功的大侠，都因其自身天性纯良才能够战力爆表，他们在成长中已历经了无数磨难诱惑、开化点拨，难有黑化之可能。一旦名动天下，便会瞬间归隐，形成了某种自发的权力传承机制。
你不信？听听洪七公这段话吧——“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
毫无疑问，这是对整体华语世界的认知诱惑，这种高效、迅捷、毫无后遗症的正义获得机制和权力再分配机制，与我们史书中那些尔虞我诈、道貌岸然、两面三刀的形象截然不同，与人们生活中那些无奈、隐忍、扯皮更是天地之差。再加之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老成、守训，如今书中这些生动人物个个活得如此自我纯粹，不受任何家庭、种族、制度、名利之拖累……想想就过瘾啊。
这正是金庸小说能够跨越任何群体属性，通杀所有华语世界的根本原因。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对民族问题的童话式解构，既是金庸成名成家的法宝，却也反映出他一生底色的悲凉。
如果说，笔下对于正义和人性的纯粹式追寻，是“笑傲江湖”，那么金庸真实的人生经历，则是另一番“仰天一笑泪光寒”。
1951年，金庸之父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等罪名被枪毙。金庸继母顾秀英事后才知道消息，将遗体拉回家后，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数年后，由于生活困难，顾秀英卖掉了所住的两间老房以维持生计，不料被冠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了三日三夜的毒打。
对于“海宁查家”一直心心念念的金庸，知道父亲死讯后“哭了三天三夜，伤心了大半年”。
要知道这之前，金庸还一直挂念着加入新中国外交部门，并通过在《大公报》发表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为敲门砖，试图“拥护进步”。一年后，父亲却被“进步”到了另一个世界，又数十载后，金庸在自传体小说中这样评价到“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金庸，只要一说到自己，就往往既不纯粹，也不武侠，更不童话了。在他身上的，更多是拧巴。
这个抱着政治家信念的书生，此后在政论和小说中大量影射现实世界之积弊，却又矢口否认。后来见到大陆一把手，当对方主动谈及金庸之父被错杀一事时，他又连连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金庸作为“政治体制”小组的港方负责人，负责起草基本法中最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香港政制方案。然而从一开始，金庸就摆出一副极力妥协的面孔，呼吁香港各方放弃幻想，积极合作，面孔类似于曹操渡江之前的张昭。
经过两年酝酿，1988年时，其他各组都有成型方案，唯政治体制方案迟迟未果。金庸放出风声，说会起草一个“不能使中国当局失面子，而香港大多数人又能得到实际好处”的方案。然而当方案出来后，竟是一个极为保守的条约，而这个“查氏方案”很快就被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
面对香港各方的如潮恶评，金庸在自己的《明报》上摆出一副“民主科普”的面孔，写了几篇《没有一国的行政首脑是直选产生的》《直选首脑，少之又少》云云。
结果又一个180度大转弯的是，第二年5月20日，因为时代突变，金庸请辞了基本法草委和咨委的职务，并在电视机前流下了泪水……
这个一生都在书写“批判的武器”者，却在“武器的批判”前放弃了所有虚幻世界中的人设，踌躇半天，也只能吐出一句“算了吧”。
我们见惯了笑傲的豪迈，也不应忘记眼泪的寒冷。
是为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