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禽问于子贡：“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与求之与？”
本则《论语》引用的是孔子两个弟子子禽与子贡的对话。子禽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夫子每到一个大国，必然会去了解这个大国的政事。这个是他求来的呢？还是人家主动给予的呢？
要想弄明白子禽的提问，不能不说一下对话时的背景。日本学者增渊龙夫描述当时的情景如下：“自春秋中叶以降，君权强大，以对抗顽强的世族权力，各国君主不再参与宗族的身份秩序，多重用身边能干勇武的侍卫家臣，压抑世袭贵族权力的倾向乃大显著。”由此出现了人所不齿的“外嬖”，即今所谓的僭越礼法、玩弄权术的人。子禽之所问，无异于是说我们的夫子与那些“外嬖”有何区别？子禽对孔子去别的国家打问政事有疑惑，也许是觉得这种行为有点希望自己能为人所用的意图，和孔子的一贯教导不符。由此而知，子禽所问非小。
子贡说：我们的夫子外表温和、内心善良、态度恭肃、行为节俭、言行谦逊，所以得以知道当地的政事。我们夫子就算是求问的话，也是和一般人求问的方式不同的吧？子贡的回答，则正是为老师辩护，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夫子自己的德行，让人家心甘情愿地把事情告诉他。即使这叫“求”，也跟一般意义上的“求”不在一个层次上。子贡的回答既维护了老师，又展示了极好的口材，其提出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标准，更是一个流传甚广、后世效仿的道德准则。
“温良恭俭让”的准则，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仍然有极强的指导性。人与人之间相处，相互都会有所关注，参照子贡提出的五条标准，既可以作为修身之本，又可以比照来察人识人：外表温和与否，内心善良与否，态度恭肃与否，行为节俭与否，言行谦逊与否。通过这样来修身的人，无疑能够成为有德行的君子。对照标准存在缺陷的人，无疑是需要锻炼、加强修养的人。
达到二千多年前圣人孔子的标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应当都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严格按照“温良恭俭让”的标准或者类似的标准来修炼人生，必然是个有益于个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更高追求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