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4年7月底的一天，老霍忽然发飙，将账户里面所有的北京旅统统卖掉，并且告诉我说，指数可能会跌破280点，这时候指数差不多也就340点，我一算计，等280点附近再把股票买回来，然后再“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样我也跟在后面把股票统统卖光，这时候账面大约是6万出头，我账面上的资金从10万元到接近11万，这时候就剩下这些钱，前后时间不到2个月。
老霍安慰我说，没关系，牛市来了，一个星期就赚回来了，不要担心。
我问他，您说的那个收购北旅的事情，还有谱没有，他说，这家公司肯定有人要收购，但什么时候操作，确实说不好。
通过这次亏损，我弄明白这么个道理，这股市，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么玩下去，多少钱也不够折腾的，“死啦死啦地”只是时间问题。
我反过来想，是不是我就不该来这种地方呢？虚拟经济毕竟是摸不着看不见，我是不是不适合这种地方。
我面临是去是留的选择。走，就是拿着自己剩下的6万元滚蛋，干别的去；留，就是要看看这刀俎是这么回事？毕竟证券业是一个非常看好的行业，我也要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怎么个“留”法，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玩下去。
您不要以为滚蛋不符合我的性格，我可不是那种“不见南墙不回头，见到南墙也要用头撞破南墙”的铮铮铁汉，我需要好好反省反省，问题到底出在在哪里了。
我的这种做法，即使您从来没有涉足过股市，也可以帮助我总结出个123来。简单说，我进入股市，欠缺的实在是太多了，最明显的是没有自己的判断，人云亦云在后面跟风，错不在别人，在自己。
我当时确实对老霍有那么点小迷信，有些盲目听从，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判断，最后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做出的错误选择。
1994年在我从TTC离职的时候，外企平均普通中国员工的平均月收入大概在1200元水平，仍然属于当时社会的高收入上班打工族，北京的国企已经大量出现下岗的情况，而机关处级干部的收入，一个月在200元以内，当时国家机关的福利待遇也不高，但工资以外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关键还是机关的福利分房。
从1990年到1994年这四年之间，在北京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收入还是逐年提升的，虽然从1992年夏季以后，我就不再在青院领工资了，也不大关心机关职工的收入情况、福利待遇什么的，按照我在TTC离职前的收入情况，我在2年中的实际收入已经超过外企普通员工200年了，口袋里算是有个仨瓜俩枣了，从这个角度说，5万元的损失我承受得起，不至于到了吃不饱睡不香的份上，加上我本人还有那么点“没心没肺”，亏了我可以认输承认自己完败。
我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路，换一个交易部，从头再来。
1994年八一建军节这一天，发生了一件让很多那是个时期老股民刻骨铭心的事情。
这一天我上午来到证券交易部，准备把剩下的钱全部撤出，股市却突然爆发了一个特大利好，上一个交易日指数报收大约330点，而这一天指数开盘就是500多点，几乎是上涨40%开盘，这股市咋了？
这世界变化很快，证券交易部一改前一段时间冷冷清清的场面，突然被挤得水泄不通、人头攒动，大家都在大厅的电脑前排大队买股票。
我跑到大户室，看见老霍正在忙乎着买股票，他告诉我，指数肯定是大幅度反弹甚至是反转，先买进来股票再说，我顺手也满仓买进了一个叫“小飞”的股票，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眼看着一路上涨，越走越高，账上的6万多块，一下子又变成了7万多，到了收市的时候，居然接近8万多块钱了。
那时候在北京买股票，都是口报单，也就是说在证券营业部报单室，一根电话线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的红马甲，保持电话连线，一个报单员要口齿清晰流利，而电话那边的红马甲，手也要非常快，全部报单的情况如下：
报单员在电话这一边会说：“交易编号108，账户A126996332，买进600***，6000股，价格10.**元。”一共两遍；
电话另一端的红马甲，也会重复两遍，双方确认无误，红马甲在上海的证券大厅报通过电脑，直接在上交所完成电脑报价，是不是可以成交，要看当时交易的具体情况。
您这么合计一下，电话两边的工作人员，每分钟最多也就报10个单子，一会儿就会口干舌燥。那一天，证券交易部涌进来好几百人，几乎每个人都在短时间内张罗买卖股票。早上9点半刷单操作买卖股票的股民，可能到了中午收市前，也未必轮到自己在楼下电脑屏提交的报单。
所以真正行情来了，做买卖操作，您还要排大队，这世道，太扯淡了。好在我们大户室报单有优先权，所有不用操心这种事儿。
这些日子，在证券交易部大厅、交易部大门口，几乎人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或兴奋、或沮丧、或激动、或惋惜、或愤怒、或得意忘形、或幸灾乐祸、或这或那，等等等等，很是狗血，人生百态虽然不能囊括，但也是难得的见识。
毕竟我玩过一段时间的外汇，算是见过一点钱的人，我知道凭我这赔剩下来的几万元本金，也不会赚多少钱，而且我当时觉得我对股市的感觉很乱，虽然账面上的钱在天天往上涨，但我知道，我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股市生存的，如果连生存的能力都没有，谈何赚钱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