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将离校的时候，寝室关于各自未来的生活这个话题，进行了一次深夜话谈。
室友A希望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室友B决定回到家乡安分度日，室友C为自己拿到的国企offer而感到得意，唯独我一个人，较为格格不入的，同他们说，也许我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室友C说，真羡慕你，可我除了进入国企，没有别的出路。
室友B说，我们家族传统，我只能回去。
室友A说，说实话专业毕竟学了四年，除了这个，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她们语气落寞，神情难过，这其间，却带了一些自我安慰式的，无能为力的味道。
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在那么多人的眼睛里，人生是一件这样雷同而简单的东西。
仿佛我们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奔赴一线城市或者回到家乡，拼命奋斗几年或者闲散度过几年，再恋爱结婚，相夫教子，平淡一生，就已经是足够完满了。
差别也只是在，更富裕或更贫穷。
可人生分明不是这样的，如同世界，远比我们想象之中广阔。
二十岁那一年，我在西藏度过了整个夏天。
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朋友。
男孩已经不年轻，带着一只从越南捡回来的狗旅行，那已经是他第八次入藏。
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寻找对方费了很多周折，八廓街的巷子弯弯绕绕，跟着高德地图找一家苍蝇面馆的我，几乎焦头烂额。
他和朋友们早早就在面店等我，浇了红油的牛肉面拥挤着摆在小桌上，令人垂涎。
肥虫早年间做过许多工作，卖过体力也卖过脑子，后来在厦门开了店，也有鼎盛时期，也赔过些钱。再之后，他开始旅行。
他先是骑着摩托车去了东南亚，一个国家接一个的跑，后来，在越南会安捡了只小奶狗，便带上小奶狗开始旅行。
我认识肥虫的时候，他开着辆破车，绕着中国跑了一整圈，吃住都在车里。
那只小奶狗已经长大，名叫双喜，亭亭玉立。
吃过饭后，我们一行去了肥虫朋友的店里，取一些明信片。
这几年在路上，肥虫做了个公众号记录生活，因为行文有趣，经历独特，关注者众多。这回这些明信片，便是要取了寄给那些读者们的。
「其实也没那么清高，接广告啊卖卖货，毕竟也要生活。」摆弄着明信片，肥虫和我们说。
时常他旅行的时候，在哪个地方发现了一些好玩儿的玩意，就会往公众号上放着卖，又满足了读者的购物欲，还能赚上些代购费，「互联网时代的摆地摊儿，懂吧。」
他笑笑，眉眼柔和。
一个差不多年纪的人，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房产和姑娘，看起来难免不够安稳。
我们总是忽略了更为关键的问题：到底何为安稳？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说是心安处，便是人生，大概是我以为的，对安稳最好的解释了。
无论是蜗居一隅或仗剑天涯，何处是心安，便是正确的活法。
于肥虫如此，于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前几天，我听肥虫说，马上要开始一段长途自驾的旅行。照例是带着小双喜，从西藏开始，穿过漫长的无人区，穿过戈壁与荒漠，去新疆，去内蒙，去俄罗斯，年末了，再回福建过个年。
「其实生活在路上，也不是多厉害或者困难的事。」我想起第一次见到肥虫的时候，他这么和我说，「只是很多人把这样的想法，早早扼杀在还未被框住的童年时期了。」
「人生嘛，不是开心就好吗？」
「是啊，反正我们这一辈子，须臾几十载，于历史的长河中，不值一提。」
同我说这话的人，是个姑娘，名字叫做阿鹿，和我一般大。
认识她的那一天丽江大雨，我裹着头巾，透过夜晚的喧闹和人潮拥挤第一次看见她。她穿一条白色长裙，外面裹了个黑色的披风，帽檐很大，支着伞柄，笑得狡黠，像是个女巫。
她坐在我对面的路边台阶上写诗。
我一个没有忍住，便上去搭讪了。
那一年阿鹿还没满二十岁，扛着吉他，带着相机和画笔，退了学，来了丽江。
那时候的丽江已经不太好了，和所有人一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过来久住。她低着头笑，声音里有烟的味道，丽江还是那个丽江，只不过你们不再是当初的人罢了。
她带我去了一间名叫「江湖」的客栈。客栈里住了一群人，有一路流浪过来的民谣歌手，有远行才归的徒步者，有还未成年就离家出走的男孩，也有出版了十余本书的作家。
他们都太强烈了，不同的风格撞在一起，融合出避难所般的暖意。
阿鹿说，她是个艺术家。
那时她和自己的一些朋友一起，在做一个名字叫「野」的品牌，他们拍了很多册子，发行了很多周边，甚至写了几首歌来唱。
「人生原本就应该是这样，自由，原始，野蛮。」阿鹿摆弄着烟盒，面带不屑，「那么多的规则和桎梏，都是错的，全部。」
她弹琴给我听，低吟浅唱之间，是一些难以说清的无力。
「这条路可能会很难，也很远。」她和我说，「但我们不做不行的。」
认识阿鹿的那一年，我大学二年级，还在不断的摸索之中认识自己。
我逐渐的意识到，可能我需要的不是多么辉煌的光环，多么傲人的成就，我想亲近这个世界，被规则束缚之外的那一部分。
那个时候，我开始进行多段琐碎的旅行，在旅途中经历一些故事，从中得到一些关于生命的讯息。
那个时候，阿鹿短暂的，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后来我离开了丽江，直到很久之后，才再次见到她。
那几年，她游走在海岛和沙漠之间，行走了很多城市和村庄。
她剃了光头，穿黑色的袍子，赤脚奔跑在甘肃热烈又荒芜的土地上，回头笑的时候，男孩子一样的爽朗。
她们的摄影集子开始发行，卖得不错，自己设计的衣服也是。
我看着她，胡闹一般的生活，却弹琴歌唱，摄影画画，将从前扣在她们脑袋上怎么也摘不下来的「非主流」这样的词，逐渐的转变为「先锋」和「新锐」，我看见这些，如同看见她多年如一日的自由那样，打心底里觉得高兴。
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在上海，我和阿鹿又见了一面。
她还是那样，多动，爱闹，笑起来放肆而狡黠，仿佛什么时间啊经历，在她身上没有任何痕迹。
我们约在武康路的酒吧喝酒，我迟到了一会儿，进门时被她一瓶啤酒拦住，要我当众扒拉着门跳钢管才允许进。
说笑打闹间，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叫江湖的客栈里，所有的规则都被打破，没有一处受限。
她和我说，挺好的，人生就应当这样自由。
我点点头，觉得不能够更加赞同。
那一年，我们二十一岁。刚摆脱应试教育，即将把自己砸向社会的牢笼。而她将眼睛藏在偌大帽檐之下，早已经是洞悉一切的模样。
「我不上学，不工作，不伟大，没有关系。」她笑起来，「人生总有取舍，我选自由。」
那就，敬这自由人生吧。
我想起前些天，我去的那趟旅行。
旅行是机缘巧合得来的，那阵子参加了个旅行体验师的活动，碰巧被选上，于是便和同样的几位体验师一起，被送往巴厘岛。
同行的男孩子名字叫做不二，二十来岁，皮肤黝黑，是一位职业旅行家。
大学时，他休学，拿着积蓄一路坐火车，从国内去了欧洲。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在路上。
这场旷日持久的旅行，他拍了照片，留下了文字，成为了之后，更好的继续自己旅行人生的一把重要砝码。
后来他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环游了东南亚，在海边生活，学习冲浪和潜水；再后来，我认识他之后，他已经是一名职业旅行体验师，工作的内容便是，旅行。
而从前，我其实并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职业存在。
在途中的那段日子，我们几人一起去了许多地方。
和我拿着手机自拍杆就出门的闲散状态不同，不二他每次都背着满满一背包的器材出门。
航拍器、运动相机，单反，拍立得……所有人都在玩乐的时候，他一个人扒拉着包摆弄机器，忙着拍摄视频和照片；夜里到了住处，朋友们音乐一开，啤酒一倒，就开始狂欢。唯独他一个人一张张内存卡往电脑里导，分类整理。
那模样在我眼里，甚至有一些滑稽。
可他说，每一段旅行，都得留下足够的素材，出来漂亮的作品，他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其实不轻松的。
所有人都在闹，唯独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都是爱玩的人，我看着他满脸认真的模样，甚至问不太出那句：你尽兴吗？
即便从他娴熟且不动声色地模样看来，他早已经习惯这种节奏。
不二一路已经去了五六十个国家，他和很多大企业合作，做出来一个又一个优秀的片子，受邀参加各种星光熠熠的活动，他还会继续走下去，在这样一个，有人仍旧迷茫无措，有人将要麻木不仁的年纪。
聊天的时候，我们笑话他，活得太过商业。
可他摆弄着手机，语气轻描淡写：开飞机不要钱呐，学跳伞不要钱呐，住酒店不要钱吗，学潜水不要钱吗。世界上好玩的东西那么多，不拼命去做怎么行啊。
他字字理所应当，倒显得我们过分讲究。
可不是吗，喜欢的事情就要去做。
说起职业，又不是只有医生老师公务员，二十来岁，容错率多高的一个年纪啊，这时都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难道等到七十岁再试吗？
我不要，我要最尽兴和最快乐。
后来我终于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每天在云南的小镇醒来，推开窗户就是洱海。
我才终于明白，阿鹿说的那句话，「须臾几十载，与历史的长河中，不值一提」的真正意义。
她是在说，人生漫长，我只需要取悦我自己。
这个世界给年轻人的规矩太多了，堆砌在一旁，比踩着高跟鞋的姑娘还高。
我们既要知足常乐，又要野心勃勃；既要安分守己，又要出奇不意；既要清纯可心，又要情场撩人；既要淡泊名利，又要中产阶级。
我们疲于奔命，却做不到其中千分之一。
倒不如，只专注爱自己。
后来的那些年，我在路上遇见了百千位有趣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追求，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撒欢了跑，秒秒钟都觉得过瘾。
他们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种人生存在，而我们，是手里握有选择权的人。
你想成为什么样子，便可以成为什么样子。
我们，全都是那独一无二的千种可能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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