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周王室微，无论是列国王公还是七国臣民，皆知秦有贤臣志士之流，有良田万倾之利，有精兵强将之盛，故经历代君王，东出函谷，剑指天下。

       当今互联网上普遍认为，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统一之功绩，是因为秦王知人善任。诚然，这与秦崛起存在着因果关系，自商鞅变法后，秦国重用外臣，一切官职能者任之，吕不韦、李斯、姚贾等平衡各方势力，李信、王翦、蒙武等为秦攻城掠地，在很短的时间里确实快速提升了秦国的经济和军事水平，但这貌似并不是秦人一统的深层次原因。当时的列国正值乱世，名士辈出，赵国文有春申君，武有李牧、庞煖，军士勇猛，兵戈锋利；韩国韩非之才，数次使秦国伐谋失败；各国都有经世谋臣，可终究只有秦国历久不衰，可见这其中是有其深层原因的。

       顺应时势的制度优势。公元前356年，秦朝推行了一整套的税收田亩制度，史称商鞅变法。中学历史的课本上也有教授，讲它的背景，内容，意义等等，这些都是写在本子上的，但不一定时给我们读的，因为它太专业太“本本”了，其实大致一看就三件事：你种的田是你的了；当兵可以出人头地了；该给国家的一文不能少。这三件事一下子解决了秦国多年以来的矛盾与问题，首先是百姓的吃饭问题，地是你的了，当然有干劲，渐渐的就想要更多的地，因为只要是你种的就是你的，所以种粮户就会想，只要我去把那些没人种的地里种上粮食，那这地就也是我的，所以长此以往秦国的荒地就会越来越少，粮食就会越来越多了。人民不愁吃饭了，自然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中来，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走上战场，为国而战。等到军士等到了军功封赏，荒地都长出了粮食，秦国的有钱人就多了，直接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大量的货币流通，秦国官员一直等待的机会来了，加重征收商人赋税，使得散落民间的资本重新的回归了政府，使其有充足的经济实力，为东出供能。这也就是秦国当时对比其他六国的制度优越性。

       迎合民意的政治野心。公元前236年，秦国万事俱备，只待东出。此后的15年时间里，秦国和他的军队攻伐之处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其中既有秦国名将的指挥得当，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意志与信念。在秦国因为军功制度的改革，士兵们为了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就必须不断地杀敌，那些种粮的田户，也都期望着自己的家人能在战场上立功从而减免自家土地的赋税，对于商人来说，一个统一的国家则更有利于产业的发展与扩大，对自己的商品安全也是极大的保证，因此，秦人实际上是期望对六国用兵的，这也成为了后来天下归一的民意基础。而对于六国人民来说，连年来的穷兵末武，贵族的苛捐杂税，人民已是苦不堪言，盼望着社会安定，轻徭薄赋，再加上各国对于人民的压迫，使得人民的归属感不强，因此鲜有顽强抵抗之例。所以说，秦王统一天下的政治野心是符合当时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期望的，东出的计划是众望所归的。

       违背民心的国家战略。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终于完成了几代王室的共同梦想，完成了我们说的统一大业，祭天称帝，昭告万民。与几十年前的新中国一样，称帝伊始，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波及，盼望着社会安定，修养生息。但此时的秦国及面对着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侵扰，又面临着国内的满目疮痍，六国反动势力抬头。始皇帝当时决定，军事政治两手抓，对外采取积极防御态势，派遣边防军护卫的同时，修建长城来防卫外敌；对内依法治国，延续了之前的重刑方略，并且广招民力，投入数个国家战略工程上来（比如修长城，修直道，建中央大楼，建皇陵），企图转移人民的目光，让人民都有活干，没时间想也不敢想造反的念头；并且收缴全国民间的武器，防止六国残余的反动势力煽动群众组织暴动。但是当局没想到的是，人民渴望休息的呼声何其强烈，渴望安定的愿望何其强烈，人们不愿意再大兴土木，盼望当局的人性化政策，但是秦始皇奉行的是全面严格依法行政，并且是严法行政，这使得在抑制了六国残余势力的同时，也激起了更大更广泛的民怨。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有民意调查的话，嬴政的执政满意度绝对会低到一个可怕的数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终于，公元前209年，陈胜像一根导火索一样，瞬间点燃了秦朝的江山，仅仅历时两年，便被起义军所推翻。

（图片来源：大秦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