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一位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回到了他的祖国。此时的中国，军阀割据，人民深陷贫穷和战乱之中；教育落后，“平民教育”更是无从谈起。于是，这位出生于普通教师家庭的年轻人，怀揣着投身教育、改革教育的梦想，先后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工作，在中国正式开始进行教育实验。他的名字叫陶行知。
就在两年前，24岁的陶行知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前往美国深造。他跟他的同乡胡适一样，拜在了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的门下。在这期间，他潜心学习；学成归来之后，把杜威的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加以改进，并引进到中国。他的这一教育理论，后来被称为“生活教育”。他把教育生活化，直到现在，仍然对我国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那什么叫“生活教育”呢？简单来说就是，教育要在生活中进行，孩子也要在生活中接受教育。很多学生，很会读书，却属于死读书，会考试不会学习，会读书却不会现实运用，甚至985大学毕业了，却连适应社会的能力都没有。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的教育脱离了生活，离生活太远了。陶行知先生认为，有了生活教育，就能解决“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问题；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
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陶行知先生教育孩子的小故事。
陶行知先生在英才小学做校长的时候，有一天，在校园里，他看到一名男生正想用泥块砸另一个同学，陶行知先生便快速走上前去，及时制止了这名学生，并且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陶行知先生回到办公室，发现那名男生正在办公室里等他。这时候，陶行知从口袋中掏出一颗糖递给他，说道：“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比我先到了。”男生接过糖后，先生接着又掏出第二颗糖，说道：“这也是奖励你的，我不让你打人，你立刻就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该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虽然他搞不清楚校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对校长的做法，已经有一些感动了。
陶行知接着又掏出第三颗糖，他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这时那名男生突然哭了起来，他说：“校长，我错了。他们不是坏人，不管怎么说，我用泥块砸同学是不对的。”陶行知这时掏出第四颗糖，说道：“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更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类似这样的孩子打人的事件，在学校和家里，屡见不鲜。一般这种事情发生时，父母和老师往往都是怒不可遏，选择直接对孩子进行责罚。
然而，，陶行知先生运用生活化的场景，对孩子进行“正面管教”。他没有直接批评这位打人的学生，而是在了解情况之后，通过奖励的方式，依次肯定孩子在整件事情当中的正面表现。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化的教育过程中，受到了鼓舞，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也有了大彻大悟的认识。
这种“正面管教”的方法，被陶行知总结为“6个一分钟”，分别是：一分钟倾听、一分钟示爱、一分钟参与、一分钟赞美、一分钟鼓励和一分钟矫正。
也就是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尽量每天抽出点时间来这样做：用一分钟，倾听孩子的心声；一分钟，表达对孩子的关爱；一分钟，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一分钟，赞美孩子；再用一分钟，鼓励孩子；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矫正孩子的错误。
在刚才所讲的四颗糖的故事当中，陶行知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比如，他在制止打人的孩子之后，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这看似带有一种批评的意思，但是，又没有在言语和行动上直接进行批评，而是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这之后，他分别给孩子递出了“四颗糖”，这四颗糖都饱含深意——比如，第一颗糖，是奖励孩子没有逃避，而是赶在陶行知之前到了办公室；第二颗糖是奖励孩子在被制止后，没有继续打人；第三颗糖，是表扬孩子的正义感。这三颗糖，都体现出了他对孩子的关爱和赞美。当孩子意识到错误之后，陶行知又递给他第四颗糖，用来鼓励他继续保持这种知错就改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整个过程中，陶行知对孩子没有任何批评，而是主动参与并引导孩子反思自己的错误。
而传统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会对孩子的错误行为进行更多的批评和指责，甚至还会动手打孩子。
陶行知先生告诉父母们：“管教”孩子，并不只有打骂、惩罚和控制这种方式——还可以进行正面管教，这种方法与打骂、惩罚和控制无关，而是有意识地引导、教育、训练孩子，帮助孩子认识错误、思考现实、培养技能。
举个例子：假如你的孩子非常调皮，你刚买回来了一只手表，孩子却偷偷地把手表给拆坏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绝大多数家长都是大发雷霆，对孩子一顿痛批，甚至还会像《家有儿女》里面的家长一样，对刘星这种不听话的孩子，来个“混合双打”。
陶行知也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但他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陶行知去朋友家玩，见到朋友家的孩子正蹲在院中的一棵大树下看蚂蚁搬家，孩子的母亲见到后，抬手就要打孩子。陶行知制止了朋友，然后一问才得知，原来孩子好奇手表里的“滴答声”是怎么发出来的，所以就把家里刚买的手表给拆了，刚被母亲骂了一顿，又差点被揍。
于是，陶行知，拿着那只被拆坏了的手表，抱着孩子，来到了修表店里。
修表师傅看了看坏表，说要一元六角修理费。要知道，当时这个价钱可以说是价格不菲。陶行知没有还价，只是说：“多少钱依你，但我提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让孩子看你修，也好让他长长见识。”师傅同意了。陶行知和孩子站在旁边，兴趣盎然地看师傅修表。看他怎样拆开，如何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他加油后，把一个个零件如何装配起来。从头到尾，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等表全部装好后，师傅上了发条，表重新发出清晰的“嘀嗒”声。孩子高兴地欢叫了起来：“响了，响了，表修好了！”陶行知临走的时候，又花一元钱买了一只旧钟，送给孩子带回去供他拆装。孩子连声道谢：“谢谢伯伯！谢谢伯伯！伯伯真好！”
在这个故事中，陶行知并没有和孩子的母亲一样，直接批评孩子。相反，他却处处表达对孩子的关爱、赞扬和鼓励。他还带着孩子去修表店，让孩子参与到手表修复工作中，在临走时，他给孩子买旧钟，让他回去拆装。在陶行知看来，孩子之所以要拆了手表，是因为他强烈的好奇心。这种行为有错吗？应该被批评吗？
陶行知曾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
所以，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直接责骂、惩罚孩子，而应该在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慢慢引导孩子，开发他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正义感，帮助孩子认识错误，发掘自己的独特优势、特有天赋。
你看，这就是“正面管教”的意义和价值。
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根据陶行知的这种教育理念，对孩子实施“正面管教”呢？
首先，作为家长，我们要理解“生活即教育”。
也就是说，教育要在生活中进行，孩子也应该在生活中接受教育。
很多家长认为，真正的教育职责，一定在学校和老师身上。如果孩子犯了错误，那么，家长的任务就是批评，至于如何教育孩子改进、如何教孩子做人道理，甚至是如何教孩子知识，那都是老师的事情。
陶行知却告诉我们——教育无处不在，教育就发生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要放过孩子在生活中所犯的每一个小错误，场景化地创造条件，对孩子进行正面教育。
其次是，当孩子做错事时，我们要做的，要用积极的心态看待孩子所犯的错误，引导孩子进行自我反思，开发孩子潜力，而不是直接对孩子进行打骂、惩罚和控制。
比如在“四颗糖”的故事中，孩子虽然确实做出了打人的动作，但在陶行知看来，这个孩子身上却包含着正义感，且能及时停止侵害他人、反思自己的错误；在“拆手表”的故事中，陶行知也没有和孩子的母亲一样，责怪孩子，而是发现了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在生活中，当我们发现孩子的一些错误举动的时候，不要急着批评，而是要先了解情况——你可以这样思考：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希望从这种行为中收获什么？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脑中又是如何想的呢？
当你这样想时，你就会知道接下来要跟孩子交流些什么，也更了解孩子做这件事的真正目的。这时候，你再“抽丝剥茧”，找到事件中孩子身上体现出的闪光点，然后实施引导，就能把孩子的错误放小，优点扩大。
最后，对家长来说，正面管教的终极意义在于：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时间和空间，从而给孩子充分自由的生活。
我们当代家长，一般会给孩子定下许多硬性规矩。比如，绝对不能打架；绝对不能损坏家里的物件；绝对不能玩游戏等。但是，在这样的拘束条件下成长，孩子尽管表面上不会犯大错，可是，他们的正义感、创造力、想象力、实践力，以及他们的潜能，都有可能会被埋没。
所以，家长们要做的，是给孩子创造机会和条件，而不是束缚孩子的成长。在生活中，家长们可以多使用“6个一分钟”，和孩子形成互动，从而达到关注孩子真实需求的目的。
陶行知先生说过：“人人都说小孩小，小孩人小心不小，你若以为小孩小，你比小孩还要小。”我们总觉得孩子还小，不懂事，所以需要严格约束；我们也总觉得，孩子不听话，很容易就变坏，所以要批评孩子、惩罚孩子，让孩子多长长记性。孩子虽然人小，可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当你采用最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去教育孩子时，也许不仅不会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会扼杀掉孩子的天性和天赋。
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过这样一句话：“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也许，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