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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我在南方一家省级都市报做记者。刚在某报上班的时候，对新闻业充满热情，设想通过手中的笔去改变一些奋斗目标，于是我有意请示领导申请到反腐卧底报道组去做一些负面的报道。
那天是2011年11月25日，天气灰蒙蒙的。我在办公室写新闻报道，我的邮箱接到一个网友给我发的邮件，内容是某市官员用公款办一个假币地下工厂。我一接到举报，请示领导，领导批示通过了。为了确保证据确凿，我和同事便到某市假币工厂做卧底。照相机和采访本带不进去，我们把照相机和采访本藏在附近的厕所里的墙缝里。然后我们穿着像民工一样的衣服，我带着微型摄影笔和同事到地下工厂去应聘。我们到人事部要了一张招工表，拿着微型摄影笔假装填写招工表，微型摄影笔混蒙过了关，我和同事在地下工厂做一名印钞员。
地下工厂管得很严，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监工的警惕。我装着和同事打架成功的用微型摄影笔拍摄了地下工厂的内幕，我假装劝架，我成功的用微型摄影笔拍摄了监工殴打湖南妹的镜头；乘着清洁工给李老板打扫房间不注意时，我把微型摄影笔放在不引人注目的门头上，成功的拍摄了李老板怎样强奸江西妹粗暴的过程。我和同事在地下假币工厂做了半个月，基本摸清了地下假币工厂的黑幕。我们觉得没必呆在那里了，于是，就辞了工，扣了我们一千元。
在出厂时，我们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叫警察来查一查这个假币工厂，这样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稿子坐实。打完电话之后，我们去了附近一家饭店去吃饭。大约两颗烟的功夫，我们决定到假币工厂附近问问休息的员工看看警察和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过来调查。同事走前面，我在后面买单，当我走出饭店的时候，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三个拿着木棍的青年正在追打我同事。有一位打手拿着匕首向我扑来，我当时反应很快，我人高马大抢夺那位打手手中的匕首，不料匕首划了我的手掌心，血从我手掌心汩汩流淌。我趁那位打手惊呆之际，抱着行李狂奔一公里，发现没人追我，心砰砰地狂跳。我很担心同事的安慰，甚至后悔接了这个任务。
就到附近医院包扎一下，同事在车站买好票，从我的电话得知我在医院，同事在医院找到我，我们马不停蹄回到总部。
第二天，工厂的老板请报社的主编到大酒店喝茶拿着几万的红包上门道歉。并叫上了我们俩。老板说，“不好意思，吓到这两位小兄弟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X省公安局局长是他的亲戚。
我有点沮丧，有种屈辱感，白白忙活了一晚上，还吓得不轻，写好的稿子自然也不用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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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又在一家市级晚报，依然是做一线记者。报社的揭黑记者会经常被打。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爆料，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我曾参与调查一起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我在调查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化装成矿工下煤矿找材料，由于不熟悉当地的语言和情况这次采访可谓险象环生。就在我们卧底两天准备结束调查的时候，我的同事因为大意丢了录音笔在床上被矿主的弟弟也就是二老板发现。这个二老板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矿主，他是个戴着金丝眼镜开这宝马车很是白净的一主儿。这小子拿着录音笔把我和同事叫到了办公室，一进门我们就发现架势不对，端坐在老板台后面的二老板一副热情的样子，吩咐助手倒水拿水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哥们把我和同事上下反复打量了好几遍问到：“两位来我们这里采访怎么不打个招呼呀，这两天委屈你们住在工棚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其实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二位可以直说。大家做个朋友嘛，何必搞这么多事情呢？”言语中充满了敌意。我和同事都属于皮肤比较黝黑的那一种,再加上身上那身民工衣服。从外表上是很难分辨的，在下井之前我们已经就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反复推敲了好多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和同事的配合还算默契，我用带着浓重河南腔的话回答他：您是什么意思？我是做工的。”并和同事相互打着掩护应付着眼前这个“白净”的煤矿老板。“我看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呀！”一声重重的推门声后，从外面跳进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把我们架了起来手里还拿着工棚旁边平时矿工们吃西瓜用的砍刀。“搜搜他们！”两个壮汉把我和同事搜了个遍，把我们放在床底的两个背包也拿了出来，结果除了几件破衣服和身上皱巴巴的十几块钱什么也没搜到。二老板疑惑着，晃动着手里的录音笔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我的同事红着脸说：“在镇上喝酒的时候顺手偷的。”我马上补充：“叫你不老实，俺说了不能偷人家的东西。老板，俺知道，那天上镇上喝酒，他顺手偷人家的。”万幸的是那个录音笔是空的，没有语音记录。二老板哼哼着，沉默了片刻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滚，干活去，这个没收。”我的同事还想说什么，我扯了扯他的衣角阻止了他，和他走出了二老板的办公室。
我知道二老板是不会这么轻易相信我们的话的，走出来以后，我马上告诉同事去工地厕所把手机拿出来赶紧打电话给驻守在镇上的另一组同事，要求他们联合当地派出所的同志赶过来解救我们。2个小时以后远处响起了警笛，我和同事终于脱险，带着调查的材料被另一组同事接出了这个令我们险些丧命的矿井。
我们回来后，因为我听说，该市的煤矿老板是全国人大代表，出了名的，圈内的人都知道，他们后台很硬。我写好稿件叫主任签发，主任当时没有表态做还是不做。正当我正在犹豫的时候，部门主任在群里转发了一个通知，正是关于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报道禁令，是市宣传部下发的，说不允许市里的媒体去报道这件事情。
这样的禁令隔几天就有一个，在无奈之余，我竟有点如释重负。
这样的事情见多了，我出去采访时候更谨慎了--实际上是更加胆小了。我们采访报道一些负面新闻，某省委的某宣传部长，对一名忠于职守的记者进行了痛骂，原因是我们采写了负面新闻报道，违反了省委给全省媒体宣传工作定下的“对党政机关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曝光批评”的潜规则。面临官位不保的危机，部长本能地情绪化以至于失去理性，故而把一肚子的委屈都倾泻给为职业操守而奔忙的记者。做反腐记者越来越有经验，我 才明白，原来各种媒体都被地方上的一只黑手，直接或间接地操控着。为啥各地正义的记者被骂、被打、被非法拘禁的事件，经官方接手调查，到最后为什么就烂尾了呢？原来，有些地方，已经被某些领导经营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一到他们的“独立王国”，共和国宪法、法律都已经失灵，都被“特定的人”代替，都被“特殊的口令”代替，都被“特殊的权力”代替。
每一天都报道正面新闻，所有的文章都是八股文，内容全是省市领导的活动，指示和讲话，偌大的版面上，没有一个负面新闻几乎没有见过。在那里只有假大空的宣传，整个报社充斥着腐朽的官僚气息，毫无生气。每天开早会社长告诉我们报喜不报忧，领导喜欢看的新闻。管你网友喜欢不喜欢，反正是财政拨款。
没过多久我便离开了。
3 想做记者，要看你的领导有没有势力
新闻业，曾经在我心里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行业(现在依然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样的新闻理想我曾经也强烈地有过。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隔着一个银河系。做了十年的媒体之后，我发现我不仅无法实现我的新闻理想，我明白一个道理：
心怀新闻理想的你最好不要待在小地方小报社，这些小报小刊只会浇灭你的新闻理想。你最好去大城市，比如比较有名的南方都市报、澎湃新闻、中国纪检监督报等，这样的领导才有势力的，福利待遇蛮好的，采写的负面报道才不会被报复，这样的媒体才是发挥你的新闻梦想的地方，还有最好从一线记者开始做起，不要一开始就做新媒体。
如果你想做一个有点儿追求的新闻记者，你真的需要一点勇气和正义感，你要直面现实的各种阴暗，要克服各种现实的落差(采访时出入各种高档场所，在简陋的出租屋写稿)，你还要坚守理想，不退缩，不放弃。
2012年10月份，我怀着新的希望来到现在这个行业内首都一家某网站工作，负责反腐贪官调查报道工作。
短短半年时间，我辗转全国的大街小巷，听着老百姓的抱怨和无奈，调查取证贪官的罪行，累并辛苦着，但是我乐在其中，因为我坚守着一个反腐记者该有的良知底线。
发现问题，调查取证，向中纪委反映情况，配合职能部门执法……一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
我喜欢我的职业，看到贪官被处理的样子我很开心，我忠实于我的职业。网友举报贪官的材料，我第一个下去核实贪官情况，记录着每天我做卧底调查贪官发生的一切。我相信，文字的力量是强大的。每天，我的新闻都以快餐或纵深的形式出现在某网站上。然后又被互联网转载，接受着来自是网友们或激昂或萎靡的“拍砖”：
那某主播被国家档案局档案局官员包养，我们的媒体已曝光，68个小时把他拿下；还有广州市公安局内线举报原副局长何靖涉嫌受贿、玩美女，觅黑社会打手打人等内容，我们接到举报做卧底采访和他熟悉的人，觉得稿子基本属实；上报经领导签字在网站曝光，最后被纪委拿下；
以及那个被怀疑酒驾打人而遭到数百小贩和市民围堵的城管队长吝旺军；还有不在工作范围之内的为打工兄弟姐妹的讨要工资1254人......等等。
这些事件被以各种各样的文本形式，续写在我的从业旅程中。我曾无数次因为过度的体力透支险些栽倒在采访现场。但我必须忍着。我知道，网友在意的，永远只是他们关注的。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给予他们这些，是我的职责。
调查是为了真相，真相是为了促进，只有充分的保护好自己，才会有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
采访，成稿。社长签发。我们做一线的顶着烈日，冒着风雨，不畏艰苦，争取抓到铁证据，为百姓发声，让职能部门能严厉打击，还百姓一片碧海蓝天。
从一个普通反腐卧底记者做起，我无数次的奔跑在通往新闻现场的路上，我的稿件开始被搬到媒体的头条，现在我从普通记者提升到副社长，这令我很是亢奋，我总是回忆在一线当反腐记者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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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张子保,资深媒体人，河南省正阳县人，多家刊物编委、网站的版主、顾问和评论家，曾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他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中，共发表文学、新闻若干，创办《新莞人》报一举成名；曾因为报道《群众为县委书记下跪》一文，而轰动国内外。目前博主任北京某家媒体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