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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传统，没有光鲜的外表，甚至外表也不怎么靓丽。学习传统很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在数百年前的明朝与清朝，由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皇帝的倡导，读书人的习书对象被固化——明代崇拜赵孟頫，清代崇拜董其昌（也崇拜赵孟頫）。这种习书“非赵既董”的现象，只造成了一个结果——书写者线条越来越疲弱、作品涵义越来越贫乏，“帖学”之路越走越窄。这样，反叛者既有了“造反”的土壤又有充足的理由，所以到明代中后叶，徐渭、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傅山。郑簠、金农、郑板桥……一拨又一拨的习书者揭竿而起，向传承了千余年的经典书法体系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直至清中叶“碑学”乘考据之风的盛行登上历史舞台，邓石如、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赵之谦等人将北碑之刚狠、金石之沉雄注入笔端，才使气血亏空的书法得以缓和。碑学家们的一贡献，是将以“二王”为代表的经典书法与先秦之大篆，秦汉之小篆、隶书，南北朝之墓志、造像等等联接成一个整体，构成中国书法完整体系。魏碑狂怪、钟鼎斑剥，它与世俗美感根本无法与流美晋人书风相比。但在清代，正是这种简率与粗陋，为羸弱不堪的书法肌体注入了新鲜血液，从此书法的心脏再度跳荡起来，并且令我们仿佛回到了王羲之祖先的年代——虽不精致，但强劲；虽不规范，但活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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