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一位衣着褴褛的老人，住在一个仅有10平米的房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得靠变卖家中所剩物资和亲朋好友资助艰难度日。患感冒后只好躺在医院集体宿舍，不久便离开了人间。
这位如此落魄的老人便是曾在北京城坐拥多处房产院落，清朝末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之子、北洋军阀袁世凯的侄子，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身处在那段战火纷飞、军阀混战、国家内忧外患的时代，这般大起大落或许你觉得不足为奇。可张先生落魄至此，不得不提起他和文物收藏的不解之缘。
早年，由于家世显赫，父辈积累了大量家产财富，出身官宦人家的他，从小就发展自己的爱好——诗词歌赋、戏曲书法。曾在袁世凯的提携下进入军界，但17岁的他对仕途完全没兴趣，便辞官回家。父亲怕他玩物丧志，便安排他他去自己银行挂职。 因为盐业银行的政治背景，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这里，张伯驹在此上班，挣钱的方法没有学到，但这个契机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众多稀世珍品，得以对古玩字画深有研究，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也是从这开始，倚靠盐业银行的背景，张伯驹从此开始步入中国收藏界。
《游春图》这件画作就是溥仪盗运出宫的珍品之一。当时张伯驹知晓到该物的去向之后，还特意跑去故宫找当时的院长谈及收购的事情，提议如若经费不足他可以自掏腰包帮忙周转，但故宫最后并未答应张伯驹的请求。
无奈之下，张伯驹也并没有放弃《游春图》，他去找当地的古玩商，告诉他们这幅作品和历史相关，万万不能流出国外。后来几经商谈，最终以二百二十两的价格谈定。可当时的张伯驹已经购入了很多的宋元书画，资金方面确实拮据，已经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只得将原来买的占地十五亩的宅院再卖出去，但是这些也还不够，又加了一些张伯驹夫人的金银珠宝才勉强凑够。
由于出手大方，张伯驹在京沪的古玩界名声很大。 一身长衫，相貌儒雅清秀，低调沉稳，出手豪阔，文化底蕴深厚，满身的艺术细胞，再加上家世显赫，因此得以名列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1936年，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被转卖到日本人手中，震动了中国文化艺术界、舆论哗然，张伯驹听闻后更是痛心不已、久久不能释怀。（《照夜白图》 从唐朝到民国被收藏的历史脉络清晰，巨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号称无价之宝。）
其后，当得知号称“天下第一贴”的《平复帖》要被人出售。他为了避免国宝出国外，绝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收藏此贴。张伯驹三购《平复帖》，排除万难后，最终以四万大洋购得此贴。后来日本人找到张愿出20万购买，虽然转手便能赚取16万，但张伯驹一口回绝，说到：“黄金易得，绝品难求。”可见其对文物的那份真挚感情，远远不是金钱所能动摇的。
他女儿曾回忆：“我父亲看准的古董从不还价，只说你什么时候来取钱就可以了。”
也是因为这样，让他对那些古代文物有着更深的感情。哪怕后来他被绑架勒索，实则是对方贪图他的财富，想要逼迫他把那些画作交出来，却被张伯驹严词拒绝。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解放后、国家安定后，张伯驹夫妇先后无偿将他们珍藏了几十年的《平复帖》、《游春图》等顶级国宝、书画名迹全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后经证实这些名迹作品价值在当时已超百亿。推算下来，至今，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最后连国家的20万元奖励也没要，换来了一纸褒奖令。
花净了万贯家财，自己却一无所有。就像张伯驹女儿所说的，张伯驹是把毕生心血都倾注于保护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之中。
张伯驹一生淡泊名利，为世代留下了不朽传奇。
王世襄曾这样评价他：“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