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遭到称颂，又遭到贬低，我曾自由，又丧失自由，我曾富有，然后贫穷。”这是斯蒂芬•茨威格对自己1881年到1942年这一生的总结。六十一年里，斯蒂芬•茨威格，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历经了欧洲最好的时代和欧洲最坏的时代，见证了一战前欧洲那个拥有个人自由最高形式的黄金时代、文明尚高于强权的一战和战后短暂的宁静期，以及道德沦丧、人类完全倒退的二战，但无论哪个时代，茨威格文字都包含着一种温厚的情感，尽管他声称“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但在他个人回忆录《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里，更多是公正和不抱偏见，他自称是“时代给出画面，我只是为它们做注解”,这个解说员以饱满真挚的文字，叙述了个人的命运，叙述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叙述了欧洲当时的社会现状。
不“燃”不少年
少年时期的茨威格无疑是幸福的，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富裕犹太家庭，成长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一个“最美好的时代”， 科技发展、工业发达，社会稳定、城市繁华，司法温和、生活富足。作为首都的维也纳，更是欧洲文化的摇篮，茨威格称，“几乎没有一座欧洲的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看报的时候，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当时，文化艺术、精神财富在维也纳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虽然茨威格的小学、中学时期的教育还是相对枯燥烦味的“板凳式”计划性教育，但校外高速发展的城市却充满了吸引力，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和音乐，刺激着对精神、艺术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少年们，于是私底下的课堂成了艺术、文学和音乐的温床，他和他的同学们“像发烧似的要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他们常常在下午混在大学生中到大学里去听讲座，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会，走进解剖学的课堂去看尸体解剖，溜进爱乐乐团的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阅旧书……“我们最主要的事是看书，凡是能弄到手的书，我们什么都看。我们从各个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把我们能借到的书互相传阅。”少年人对艺术的狂热极具传染性和不确定性，“它在一个年级里象麻诊或猩红热一样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城市对艺术的包容，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在音乐领域，由于穆索尔斯基、德彪西、施特劳斯和勋伯格，出现了新的节奏和音色；在文学领域，左拉、斯特林堡和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群魔，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赋予诗歌艺术前所未有的纯粹和精练；尼采使哲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种更加大胆而自由的建筑艺术摈弃了繁缛的古典主义风格，提倡仆素实用的建筑新风格”。自由开放的时代使学生们十六七岁就开始创作，既产生了少年天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也让年少的茨威格的青春里填满了对文学的早熟，对艺术的痴狂和对美的偏执。
完全沉溺于艺术梦想的学生，在沉重的学业之余，把体育运动、吃喝玩乐甚至睡眠、恋爱的时间和金钱都耗费在了艺术追求上，“课堂的硬板凳上，当年的我们耷拉肩膀可怜兮兮地端坐；而在放学路上，我们两眼炯炯，完全评判着诗歌，朗诵着诗歌，兴奋得完全忘记了时空，真是‘沉醉于更美的世界’了”。这些青春岁月在茨威格的笔下是如此朝气蓬勃、梦幻纯粹，那个时代在茨威格的笔下是如此多姿多彩、文明自由。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活力和激情让读者艳羡不已，看看身边从小生活在千篇一律的城市里的孩子们，从小琴棋书画，却大多与狂热无关，主要冲着考级升学，从幼儿园就开始进入竞争性跑道的孩童极少再做“无用”之事，很难体会到茨威格所谓 “它将一种求知热情注入了我的血液，我永远也不会失去这热情” 的中学时代。茨威格说，因为早早地学会了敞开自己的心灵，所以日后将整个世界都装在了心中。
不巴黎不年轻
1900年，19岁的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后又于1902年转入柏林大学，继续他的文学生涯。期间，他开始游历四方，在通向自我的曲折道路不断前行。茨威格的足迹遍及比利时、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纽约等众多国家和地区，一边观察和感受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一边拜访和结识欧洲各界名流，除了年轻时遇到的天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维尔哈伦、罗曼·罗兰、罗丹、高尔基、弗洛伊德、托斯卡尼尼都成为了他的好友，他把这一次次的造访称为人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比平常的日子具有更耀眼的光芒。在这些人身上，读者也看到了才华、看到了朴素、看到了雄浑、看到了良心，茨威格也逐渐成为一个反战主义者、人道主义者。
所有的城市中，巴黎对于年轻的茨威格同样最具魅力，称之为在此一年的生活可拥有一生的幸福回忆。如果20年后的巴黎岁月被欧内斯特•海明威昵称为一场流动的盛宴，海明威以写实的手法给读者呈现了一段段青春和爱情滋养下的滑雪，观看赛马、赛车、斗牛，短途旅游的精彩生活，以及和同道中人交流文学创作的精神饕餮。那么，茨威格用写意的手法，将巴黎的气氛、气韵描写得让读者神往不以。他用饱满的文字地告诉你巴黎是“一个最能让人感受逍遥自在这个最单纯、最智慧的生活真味的地方，它形式优雅，气候温和，同进具有财富和传统。每个年轻人都吸取了它的一部分逍遥，同时，又反过来让自己为它增添一份逍遥，只因在这里，没有任何压力，人们可以说话、思想、欢笑、咒骂，做什么都行，每个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可以合群或者不合群，可以挥霍或者节俭，可以奢侈，也可以像波西米亚文人那样简朴，每样特性在巴黎都有空间，没有种族、阶层、出身，唯一难以办到的事，那就是，在家待着，或者回家。”读着这些，你仿佛看到了塞纳河上波光粼粼，林荫道上树林泛绿，年轻的姑娘们佩戴着紫罗兰这优雅逍遥的巴黎之春。
在此期间，茨威格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银弦初》和小说集《初次经历》，而欧洲的黄金时代也进入了顶峰，随着财富的增长，街道越来越宽，公共建筑越来越有气势，商店越来越精美，人民越来越追求青春活力，欧洲第一次获得共同体的概念，人们第一次有了欧洲一家人的情感。
“我们命该遇到这个时代！”
1914年，萨拉热窝的那声枪响将这个美好世界霎时击得粉碎，这个充满安全、充满创造性理智的世界，这个茨威格生在其中，长在其中，把家安在其中的世界，最终却象一只空空的陶罐，碎成无数片。
茨威格眼中的一战，整个奥地利都血脉贲张，陷入癫狂状态，人们因为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岁月，对战争缺乏理性的认识，全民都陷入一种病态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每个人都象受到了召唤，要把自己渺小的“自我”融化到火热的集体中去。人民争着入伍，妇女开始青睐军人，诗人开始赞美战争、煽动仇恨，整个社会都失常了。为了躲避这危险的大众变态心理，茨威格选择了隐居，开始了自己的战争，“与这利用群众的激情对理性做出的背叛做斗争”。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他在《柏林日报》上发表了《致外国的朋友们》表露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得到了罗曼·罗兰的呼应，也让他走上了反战的道路，创作了第一部反战剧《耶利米》，并在瑞士首演。
一战摧毁了奥地利和德国的所有价值观，原来的悠闲、文雅被焦躁和疯狂所替代，神秘主义盛行，戏剧作品充斥着乱伦和弑父，政治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受人追捧。狂热最终也没能带来胜利，只是把欧洲推进一个昏天黑地的时代。1919年至1921年，奥地利的至暗时刻，人们在战后的大崩溃、世界对德国人和用德语写作的人所抱有的仇恨、货币的贬值中苦苦煎熬，隐居在萨尔茨堡的茨威格埋头写作来逃避这个世道，着手创作了“世界建筑大师”丛书，在完全冷静、不积极的态度中，写下了《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篇小说。
当时间终于抚平了战争的创伤，社会重新建立起一种秩序后，茨威格也迎来了他的人生巅峰。继第一本《耶利米》之后，“世界大师”系列的第一部，即三部曲《三大师》为他开辟了成功的道路。他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受读者的欢迎，达到了一般只有长篇小说才会达到的程度，被拍成电影。小书《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成为所有学校的必读读物，印数突破二十五万册。法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脱维亚、芬兰、和中国的出版邀请纷沓而至，茨威格成为当时世界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也让他在全世界都有了朋友。利用这种成功，茨威格通过各国旅行、演讲更加广泛地宣扬自己的理想“欧洲的精神统一”。
“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1924年到1933年，欧洲走过了相对宁静的十年，秩序、文明、良知似乎都在回归。但这份美好随着1933年1月希特勒的上台执政而中止，欧洲开始陷入一个人性彻底泯灭的时期。希特勒上台后，讴歌人性、渴望和平、控诉战争的茨威格被当作是“一个颓废的堕落时代的代表”，他的书在德国成为禁书，被投入火堆，他在萨尔茨堡的家遭到查抄。在残酷的现实中，茨威格从此流亡海外。从1933年到1942年，在茨威格生命中的最后八九年间，他过着一种犹如飘蓬般的流亡生涯。他在伦敦居住了一段时期，大部分时间则是在旅行中度过。1938年3月奥地利被吞并之后，他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种族正遭受惨绝人寰的杀戮，作为一个奥地利人，他已成为亡国之人。他不得不时时为签证、许可证而来回奔波，劳力劳神。“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填写了不知多少声明、还要填写纳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申报户口表和注销户口表等等。我这才感悟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啊。”1940年，茨威格移居纽约。1941年，他经美国前往巴西，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佩特罗波利斯定居下来。
书本结尾，心力憔悴的茨威格仍用他“罕见的温存和同情”写下了结语，“阳光普照着大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自己眼前的影子，于是也看见这场战争上一场战争的影子。在我们的时代，我是避不开这些战争的阴影的。它日日夜夜笼罩着我的每一个念头，……但是，任何阴影，到头来也只是光线的孩子，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亡，他才算是真正活过。”
他相信胜利的曙光必将到来，却已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同他的第二位夫人伊丽莎白·奥特曼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一生留下了6部中短篇小说集，2部长篇小说，12部传记，3本诗集，7部戏剧，9部散文集和1部回忆录。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茨威格用他一贯的温厚留下了优雅唯美的绝命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殛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