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薛兆丰老师《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之“第十章：协调——众人如何彼此影响”。
三、公共选择/选举未必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1、选举由中间派说了算
如果用市场的方法解决公共选择的问题，那么公共选择就会落在大家都愿意出的那个价格的平均数上。
在投票的情况下，公共选择的结果相当于中位数，有中位数决定；而在市场里，公共选择的结果则由平均数的位置决定。
哪件事更重要，哪件事更轻，哪件事值得坚持，哪件事可以放弃，我们在内心已经做了一番权衡。
在任何一个选举中，不管那些参选人的政治理想原来是怎么样的，只要他们想获得胜利，在竞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选择那些能够讨好中间选民的政纲。这是政治选举的经济学分析当中非常重要的中位数投票人原理，也就是说，要获得最大多数的支持，参选人就要去迎合那些中位数的偏好。
政治家的理想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能够满足中位数投票人的偏好。只有满足中位数投票人偏好的政纲，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持这种政纲的候选人才能获得选举的胜利。
2、阿罗不可能定律
阿罗不可能定律，是指在人们有多种不同选择的情况下，选举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意愿。
人的偏好是丹峰偏好，也就是说，人只有一个幸福点，离这个幸福点越近就越满足，离得越远就越不满足。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不止有一个幸福点。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说“选举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但是，阿罗不可能定律指出，在特定的情况下，要选择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愿意的那个选项是不可能的，选择的结果却是循环的。
实际上，不同的问法就决定了不同的答案，并不存在什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一说。
阿罗不可能定律预测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果、议而不决的结果，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每一次人们投票决定一件事时，都有一个会议召集人或者议程设计者。他设计了怎么问别人，设计了选举方案和选举选项，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选举的结果暗中定下来了。
虽然开会是民主的，虽然大家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虽然最后投票表决，但是那个会议召集人、主持会议的人，实际上才是最重要角色，因为投票的结果，在他选择投票方案时就已经被决定了。
选票投票和用钞票投票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用钞票来投票，不仅能反映出选民对不同选项之间的排列顺序，还能反映出他们对不同选项偏好的轻和重，因为不同的价格能够反映出量的不同。而用选票投票，只能反映出人们对不同选项之间偏好的顺序，却没有办法反映出他们偏好之间的轻重。
3、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
对于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传统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两个可能的理由：
第一，选民是无知的。
事实上，对人民进行经济学的教育，改善人们经济知识的普遍匮乏，从而改变不良的经济政策，这往往只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
第二，选择机制天然容易被利益团体操纵。
凡是利益团体都是人数比较少，相互可见，得到的益处却非常大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公共政策赚到的钱，是全体人民付出的。那些有巨大利益的少数派就会有积极性去操纵选举的结果，让大多数分散的选民来承担代价。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利益团体操纵选举结果的理论。
在市场中，帮助我们做决策的，是厂商的品牌，是第三方的认证，是履行各种合约的制度安排。
魏特曼认为，民主制度下产生的经济政策就是好的政策，因为它恰恰反映了聪明的、有理智的选民所需要的经济政策。
这样，人们对经典的公共选择问题——民主为什么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的研究就陷入了困境：民主制度没有毛病，选民要什么政策，就得到什么政策，批评民主制度下的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们可以休矣。
卡普兰通过研究指出，大众的经济学认知是有系统性偏差的：
一是，排他偏见。老百姓当中普遍存在的排他偏见，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二是，职位偏见。人们普遍欢迎那些把就业机会留在本地的经济政策。
三是，悲观偏见。人们总是觉得今天不如昨天，明天可能会更糟。
四是，市场偏见。
总的结论是，人们对经济问题普遍抱有偏见。
在选举当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间选民，非中间选民所投的票，对选举的结果没有太大的影响。
成为中间选民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参选人赢得的概率。
第二个是，选民的人数。
没有人可以通过参加投票来改变选举的结果。
人们在做任何决策时都要同时考虑候选方案给自己带来的功能上的好处，以及面子上的好处。
在政治选举中，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纵容自己在面子上的偏见。
是否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是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人们在做经济选择时，因为自己要承担后果，人们就会变得理性；而在政治领域，由于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人们就会理性地选择不理性。
人们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变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就会放纵自己的感情和偏见，去支持那些无数的经济政策，让自己错误的给你听、不负责任的观念，对别人造成影响，生产巨大的外部负效应。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