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不但是探究形而上学何以可能？更深一层是探究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巴门尼德第一次区分出“意见”和“真理”，即感觉的东西是虚假的，最抽象的才是真实的，由此开启了西方哲学的“存在之路”，这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观念，亚里士多德则追问本体究竟是什么？他认为不是物理学研究的现象，但也不能是巴门尼德或者柏拉图意义上的纯粹的抽象之物。他提出了“双重实体说”，区分出作为个别事物的第一主体和作为“种”意义上的第二实体。由此开启了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念——亦即基于“实体”的哲学，哲学开始和物体（即存在者）联系起来——即在探究世界本源的道路上从纯粹的抽象的“存在”或“理念”的概念形态开始转向较为具体的存在者。但这不是个别的存在者，而是存在者的共相——实体。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两类实体:质料和形式。质料即潜在的、还未实现的，形式的是按照一定规则实现出来的。
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大为赞赏，然而他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念的模糊性，认为形而上学首先需要明确界分质料和形式。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极大的充实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并且把它改造为所谓“知性”，由此建构起现象界（遗憾的是他简单的抛弃了质料因）。
这样，本体论的哲学观念转化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念，把哲学从虚无缥缈的“本体论”上升到实实在在的关于“表象形而上学”——即科学的形而上学（其实就是为认识划定了界限）。
康德科学形而上学的根本性意义在于:他明晰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界限，即通过抛弃“物自体”而把“表象”和构造表象的纯粹理性突出出来，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这也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启蒙意义之所在。
当着康德抛弃了“物自体”，把形而上学严格限定在“纯粹理性”方面的时候，作为科学的的形而上学就成为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