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告诉我，祖上是有老哥俩从河北省永平府迁到刘家村的。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地，老哥俩最初搭了窝棚，开垦荒山，定居下来。因为姓刘，就被人称作“刘家窝堡”。祖上迁移的时间已不可确考了，不过据一些资料显示，康平、法库地区在清代是“蒙古三王”的封地，“三王”是指博王、达尔罕王和宾图王，刘家村附近很多村子都是在嘉庆末年逐渐形成的，闯关东的人们租借蒙古王爷的荒地，开垦种田，才形成了现在这样星罗棋布的村落。蒙古王爷的荒地也是太多，荒着也是荒着，多了这许多租户，蒙古王爷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所以陆续有从关内闯关东的人到此落脚，并定居下来。史料往往记载从1860年后才开始闯关东，现在很多证据证明从嘉庆末年开始，已经出现大量的闯关东的人群。据此估计刘家村的祖先也是那时来到这里的。而且刘家村从祖先定居至今，大概有十代左右，而从嘉庆末年至今大约200年左右，时间也大致不差。所以可以初步推论，刘家村的祖先是在嘉庆末年从河北永平府迁至刘家村定居下来、流传至今的。
永平府，现在的卢龙县，作为县级地区并不出名，但是说到历史，却古老悠久，赫赫有名。商朝时期卢龙属孤竹国，这个小国的两个王子伯夷、叔齐，互相推让王位，去国赴周，他们反对武王伐纣，认为是以暴易暴。商灭亡后，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上。后人尊其为“圣之清者”。我窃以为，我们刘家村的刘姓族人是伯夷、叔齐的子孙，似乎刘家村刘姓族人也是颇有气节，清高自傲，于世俗人情则稍显不通。当然这是个人猜测，不足为凭。
历史便不得而知了，话说回来，刘家村的祖先老哥俩对于选择居住地是颇下了功夫的，刘家村的选址非常精准，十分符合古代风水理论。刘家村地势北高南低，坐北朝南，北有山坡，南有河流，绕村而行，村中屋舍朴质，街路井然，房前屋后杨柳成行，参天古树荫庇村落。人们日出而耕作于村边田野，日落而息于山村茅舍，无市井之喧闹，有桃源之乐事，虽生活难免清贫，亦不失田园之逍遥。
村中原来应该都是刘姓，后来逐渐有外姓搬入，人员构成便不那么纯粹了，不过至今为止，刘姓比例尚可达到十之七八。刘姓中按照“国、少、井、海”等字排列辈分。我家辈分很高，上小学时，竟有同学按辈分应该叫我“爷爷”，当然实际上是不叫的，只是偶尔细论起来，权作谈笑之资罢了。也可以由此看到，刘家村刘姓传承之久远了。
值得提及的是，村中“国”字辈中出了一位老寿星，我印象中，他经常头戴毡帽，身穿抿襟棉袄，腰间束一条粗布腰带，还别着长长的烟斗。这装束应该是他年轻时的打扮，年纪大了也改不了从前的习惯。他经常别着他的长杆烟斗在村中散步，为人和善，面露微笑，年事虽高，精神却依然矍铄。后来他活到一百岁，在前些年无疾而终。
村南的小河承载了我的快乐童年。夏天在河水里嬉戏，捉鱼捕虾，冬天在冰面上滑冰、玩冰车，那些单纯的快乐和美好我以为一直可以延续，当时不懂得时光匆匆向前，很多事情过去了就不会重来了。童年的欢乐只能伴着那蜿蜒的村南小河，存留在记忆的宝库里了。
我十四岁就离家出外读书，后来又在外面工作，就很少长时间在家乡生活，只是寒暑假和节假日回家住上几天，但是我深深地眷恋着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故乡再远，根都在那。月是故乡明，如果在外不如意，迷茫和彷徨，那就回到故乡去，瞬间满血复活，故乡是我的精神后盾。
刘家村的刘姓族人世代生活在那块既肥沃又贫瘠的土地上，虽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我记忆中畜力耕种、人工锄地、施肥、除草、杀虫、收割等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到现在完全实现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从我记忆中土房没电、吃糠咽菜的生活方式，到现在的生活条件与城市已无二致的生活方式，这些变化都是巨大的，从前几代人都无法想象得到的，但是生命的传承、族人的繁衍是与从前没有区别的，永远遵循着亘古不变的规律，我们的血脉中流淌着闯关东的河北永平府老哥俩的血，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而且还要传承下去，后世子孙还会讲起他们祖先闯关东的故事，一代又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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