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这部在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造了当时国产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此片在当时被誉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支指路标”。表面上看其展现了抗战期间张忠良（陶金 饰）与其妻子素芬（白杨 饰）在被迫分离后的各自去从：在生活的摆布下一个是艰苦生存仍痴心苦等的王宝钏式人物，另一个却成了陈世美般朝三暮四负心郎。但蔡楚生的野心远不仅此，这部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史诗影片”的电影在宏观上调动多种形式以一个家庭为线索再现八年抗战期间的众生浮世绘，叙事上吸收章回小说及戏曲展开情节的手法，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段以交叉和对比相结合的形式让情节步步展开，促使矛盾愈发扩展，直至结局，不断深化主题。
在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蔡楚生已经是一位盛名享誉国内外的大导。他出生于穷苦之家，却自强不息地坚持学习，由临时演员、剧务、美工、宣传、场记等一路努力成为了编剧、导演。1934年时年28岁的他自编自导的《渔光曲》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轰动了影坛，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荣获“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后来又上映的多部佳作更奠定了他技艺上的成熟。
毫无疑问，《一江春水向东流》会被用来与同时代的两部国产片做比较——沈浮导演的《万家灯火》和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但是，它对战争期间的人世百态和战后社会的病态压抑做了不同的表达。蔡楚生既没有将目标局限于城市乡村生活的相互联系和对照，也没有将整件事情归咎于大恐慌下的时代背景。即使仍是保留了戏曲舞台化的表演特征，但其对人物性格刻画的细腻入微使之已然冲破了刻板剧情发展的藩篱，结尾遗留的悬念成为发人深思的拷问。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用李煜的《虞美人》中最为出名的两句诗“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做为呼应，以其多样的象征和寓意来深刻剧情和彰显主题。诗句的不断反复解释了人物转变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将之与环境场景的拍摄组接成了具有加深或者鲜明对照意义的镜头，使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张忠良价值观转变的那一段大半独白也似乎是在冲破荧幕限制直接与观众对话，“我总觉得，有一个东西要来征服我，比鬼子还厉害，我有点抵挡不住了，包括这里的一切，全要把我踩在脚底下。”“也许有一天，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是谁了。”你可还坚持本心？
这部电影给了我们直接的善恶观，而不是让我们去辨别是非好坏。它将一切现状都裸露在观众面前，甚至在某种层面向观众证明了“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以结尾仅存的留白让你在无能为力中去探寻人生最后的归属。这当时的不幸，我们如何能改变？观之现在，又能怎么对待这仍咬噬着人心的腐坏？这一江春水滚滚奔腾，该带走什么，又不该带走什么？
剧中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精彩，她们表现出了大时代背景下各个人物所代表的阶层，而又未陷入人物脸谱化。特别是上官云珠所饰演的何文艳，一举一动尽显其功力。而其中采用的大量群演，对抗战期间“人奔走如蝼蚁”景象再现的真实程度震撼人心，这是当代再怎样模仿也失去其风采的经典。即使我并不否认白杨前半部分表演的过分夸张和王丽珍后半部分用力过猛的质疑，但我无法认可将之归于这部电影败笔的结论。
观众可能会理直气壮地鄙夷这是一个悲情女和凤凰男的故事，但切莫忘了这是部拍摄于七十年前的影片，而即使它被各种形式的改编和重拍，仍未见它被超越。这的确称得上一部史诗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