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会听人说，自己已经不怎么读当代作品了。我只能部分同意这样的断言。经典以及经典化的过程，当然是读书人恒定的养料，有时甚至如同吸食鸦片一样不可断绝，但那毕竟都是源泉，不是有机体，要没有后来人的重访或者挑衅，文学便会停止生长，每一个时间片段里的生活世界也就失去了即时的倒影。
还是小学时候，我坐在课堂上就会经常分心，幻想自己从窗口飞了出去，飞过操场和旗杆，飞过工厂和家属区，亲眼看见街上和屋子里的大人，此时此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后来我从阿甘本那里学到一个高级的词来概括我这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同时代人”，好像时间是一道屏障，是一个先天的必然的限定，拦在同一群人面前。
阿甘本对这个概念有更复杂的阐释，他的本意并非完全如此，但它的字面意思，的确给我带来了某种抚慰，让我不必遮掩自己对于同时代作者的兴趣。有时我几乎像一个八卦的娱乐记者一样，关注着他们写作的进度思想的进展，并且期待着与一个活人产生争论和共鸣，就像在另外一些无可救药的时刻求助于一个死者。
在这个意义上，我读到了路内的《慈悲》。
《慈悲》 路内
还是在文学杂志为阿乙、路内、曹寇等人贴上“70后”这个标签的时候，我读到他们。 那时给我的模糊印象是，在政治和商业严重介入文学的两代人之间，他们如潜行者一般，出现在中间那条纯文学的窄路上。阿乙曹寇们写的小镇故事，薛忆沩写的出租车司机，都带来了一种青春文学以外的共时体验，仿佛不自觉的生活本身突然被人表达出来。也像突然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种文学上的自我意识开始醒来。
记得还是在学校里，一路从余华的《细雨中呼喊》、苏童的香椿树街、莫言的高密老家漂流而下，像是坐上一条接驳船，读到了路内的《少年巴比伦》。
我隐约期待着某种不同，但并不能完全明白。
如今想来，他故事里的年轻人更沉溺于自我，而不像他的前辈，更多地沉溺于时代。如果说这种拉锯关系始终是青春成长故事这个文学序列的核心问题，那么在这场拔河比赛中，那根红布条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微妙的移动。我还想记得他小说里那些不管不顾、油腔滑调的孩子，语言的汁水也变得多了起来。这确实更接近我们这一辈的体验。尽管我们的青春期晚于90年代才到来，但那是一座分水岭，自那之后，时代放置在我们身上的砝码已经不同了。
《慈悲》像是一个续集。前面依然有路内最常写到的工厂青春，结果没放肆多久，那几个年轻人跑得跑抓得抓，更要命的是，主人公竟然迅速过上了结婚生子、老实养家的平常日子。紧接着，工厂改制，下岗再就业，死亡旋即到来。作者用干脆的语言，快速剪切了叙事，自我也好时代也罢，都没有太多地停留，就风卷残云地过去了。结尾和尚一段，又起了几分玄妙的意味，尽管从情节上看我还是有些存疑，但它和开篇60年代的饥饿记忆，串联起来，其间人们所经历的的确是信仰系统的更替。如此一来，循环往复，《慈悲》竟也是一部全集。
摄影：Frank Hallam Day
时间跨度更长了，路内一路写到改革开放之后，但真正的变化不仅是告别青春那么简单。他说，“慈悲本身并非一种正义的力量，也不宽容，它是无理性的。”
这好像已经是一种成熟的生命观，不再停滞在某一个具体的阶段或者命题上。我真实地读到了一种疏离感，试图站在必然性的外面。
这也拉开了他和先锋文学的距离，他大概是从某种债务中解脱了。就像他在《少年巴比伦》里面曾经引用过纳博科夫的看法，打算为历史、为个人清算账目的小说都不会是好小说。在适度的文学变形之后，更精确的刻度才会打动人。当然这种区别的产生可能仅仅是因为时间差，作者生活的时代赋予了他新的眼光，以及宝贵的后见之明。
什么是新的时代景观呢？路内和他的同行正在书写答案，但文学的使命从来不是记录所有的变化，而是在变化中寻找真正的戏剧结构。像《慈悲》这样的故事，里面的时间、空间并不等同于我们的生活，却在某些时刻，比我们的生活更准确——政治与资本的空转，在世人身上蔓延的疲惫、虚无、对于宿命的恐惧和服从，（除了欲望之外的）任何一种激情的消亡。
摄影：Frank Hallam Day
也是在这种时空的错位中，我理解了阿甘本字面之外的意思，“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于时代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它并不指代所有和你身处同一时代的人，也有可能，你们的目光会在不同的时空中相遇。而我对他们的兴趣，本质上可能是在寻找勇气，因为那些共同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物，因为他们的表述而更加真切，我们共同感受它，反抗它，但注定不能逃开。
也是在五月，我在大银幕上看到塔科夫斯基的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三个小时关于信仰的苦旅。其中一幕让我莫名地想起《慈悲》。
画圣像的卢布廖夫，历经战乱，决定保持沉默，而一个工匠的儿子，在劫后凭一己之力，重新造出一口大钟，他在旷野中紧紧抱住这个孩子，决定重新提笔画下去。而《慈悲》里面，主人公水生和他的老同事从国营工厂离开之后，帮私人老板施工，在去往下一个项目的途中，同事突然中风而亡，水生坐在他身边，拉住他的手，喊他的名字，企图把他喊回来，“邓工，这次我们能拿一大笔钱啊。”这两个场景隔着时间，也隔着国境线，在我眼里却有一种奇异的共振，那是他们各自时代的命门。每个时代都有他们紧紧抓住的东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