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矛盾中生活，亦在矛盾中求生存。有一利必有一弊的道理可说世人皆知，然而真正摆在自己面前就成了难题。我和兰芳何尝不如此呢？不过，既然我俩走到了这一步，再用单纯的得、失来权衡、评价就极不相宜了。
兰芳对我的好，我知。她今后的处理，自然有她的道理和苦衷，哪怕是违心和极不情愿。对此，我应以投桃报李相待，恰如当代一句歌词——“只要你过得好”一般。
兰芳：侬好！
有好几天未动笔聚谈了，今天想与你碰碰“面”。
我这里已是一连几天的连绵雨，这说明渡口进入雨季，所谓“入秋”了。昨天下午老天转雨为阴，头顶彩云脚踩雾，天地被云雾笼罩，人仿佛仙人般飘飘然，享受着城市人想不到的静谧和惬意，再听听夜间青蛙、小虫的低鸣声，自然界竟是这样的如诗如画。
昨晚，7659部队放映朝鲜片《卖花姑娘》，尽管我已看过三遍，但是还是再次前往观看，据参考报道，饰演“花妮”和“顺姬”的两个演员受到世界公众的好评。
兴许是多日来思绪的由来，随着荧幕上情节的起伏，情感再度被感染。怪不得人说看了《卖花姑娘》都会哭。我周围的好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巡视着别人脸上是否挂着泪痕，还说什么如不抽泣、不掉泪，此人肯定是硬心肠，或者不懂艺术、不会欣赏。我没抛泪珠，只是有点胸闷、眼酸，可能她苦的程度还不及我母所致。
不知怎么搞的，花妮的几个镜头有些像你，视觉中甚至将花妮和你的脸庞重现，而且会越看越像。电影散场，自己匆忙返宿舍取出你的倩影端详起来，粗看有些像，可细看却不然，总的仍是像，不由自己笑出了声。
看了花妮母亲的不幸，我油然地想起我的妈妈，接下谈谈我家的简史，好得我俩无话不讲。
我妈是个饱经风霜、吃尽苦的人。娘家原靠裁缝度日，因弟妹多，终日不得温饱，我妈是老大，看到父母万般无奈下送给人家两个弟弟后，就托人紧随到上海纱厂当童工。
我妈是个富有同情心且爱打抱不平之人。曾几次被厂方开除，她自己赚的钱不舍得用，一个不存地寄回常州家中供家人糊口。几年后外公、外婆就带着我阿姨（小香妹的妈妈）在曹家渡落脚，阿姨也随我妈到国棉一厂学挡车。由于阿姨容貌较好，常被工头、白相人（流氓）侮辱，我妈妈常为保护她而招致打骂。
我父原籍无锡，老家底子尚可，有一年家中房梁突然断裂，一年中相继死了三个人（我爷爷、二伯的老婆和孩子），按迷信说法的倒霉，从此一蹶不振、衰败。我父是兄弟中最小一个，据妈说他年轻时长得很秀气，皮肤细白，可很瘦弱，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到上海学厨师。
我父母的婚姻基本算是自愿，是姑母媒妁而就的。
妈妈常对我讲，父亲年轻时漂亮，选她的原因是他上了当。父亲年轻时爱动，欢喜看戏，所以常约几个人往城里跑。日子一久，他竟与一个锡剧团的花旦认得了，后被我爷爷晓得并严加反对（封建的清规戒律确实厉害），父亲被迫只能默忍，可这个花旦还隔三差五地找他，后来发展到两人私奔两天，住在这个花旦的姨家。奈于不是长久之计，加之环境、经济诸多原因，父亲仍旧只好回家。不料，这个花旦嫁给了一个老板，也出于此，父就找到了一个老实人过日子，这个人就是我妈妈（他们是在上海相识的）。父母成婚后，父亲的工作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加之他常生病，家中经济来源全指望妈妈。那时，我住在长寿路梅芳里（燎原电影院隔壁里弄）。家中没什么家具，简陋得可说一贫如洗。父亲的最大特点是失业就在床上睡着不起来，能睡一天一夜。正因此，我们经常取笑他“本事蛮大，实在佩服！”，不久他又回无锡老家。
我妈共生养五个孩子，我是老三。老大是哥哥，老二是姐姐，我下面是弟弟，最后是伯生。你可能要问，为什么只剩下我和伯生呢？提起此事，妈妈就会流泪。妈妈说，我哥、姐若在世都已三十五左右的人了，长得都很好，特别是哥哥（亦许应了人们讲的“死去的都好看”这句话）。他俩全是在未满月因妈无奶、供不起而活活饿死的。我妈几次都哭晕过去。我祖父笃信迷信，请人算命，求第三个小人（小孩）能保下来，这第三个正是鄙人。
1945年，也就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为了对付抗日力量实行封锁政策。妈妈正怀着我，父母担心我会再次夭折，为此，二老决定拼命挣钱、攒钱，想在我出生前找个奶妈喂养我。奈于家境一贫如洗，每天三顿薄粥汤，父亲只得在无望的情况下先去上海寻找落脚点，让妈妈在乡下跟随邻里、乡亲们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地跑单帮。妈妈跑的东西就是米。由于妈怀着我，拿不动重物，又怕被日本鬼子、坏人发觉，被充公、被毒打，于是她不得不将长袍棉袄里的棉花抽空，灌上米。妈妈身子本来不便，再穿上一身米的长袍，要通过封锁线，一天跑上几十里路，其沉重、艰难可想而知。有一次，妈妈真的遇上了麻烦，她摔了一跤，而离她不远处就是卡哨、检查口，眼看着别人一个个通过卡哨，她却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心急火燎的她此时在乡邻的帮助下，顾不得许多，强忍疼痛地硬撑爬了起来并拼命往前冲，多亏人多如潮，卡哨人少一时难以抵挡住老百姓拥挤，妈妈总算逃过一劫，可人却被摔得鼻青脸肿。这种事对妈妈来说是举不胜举的。
当年十月十六日，耐不住的我终于出世了，开始妈妈还有点奶，只是少得可怜，全家为了保住我这个宝贝，都在尽力想方设法。求神拜佛、托人找秘方是老百姓唯一的手段。不知从哪里听到吃蟑螂、蚯蚓可出奶水的谣传，于是亲娘（奶奶）和父亲挖了一盆端在妈妈面前要她吃。可怜的妈妈看着盆中一条条蠕动、粘滑、龌龊的虫直摇头，可最后还是在亲娘（奶奶）使出家规，父亲显示出夫权的威逼下答应，但要求将虫冲洗、煮后再入口……。兰芳，想想妈妈闭着眼睛、憋着气一口口地吞着蚯蚓、蟑螂的情景，真是不寒而栗。妈妈又为了什么？还用我说吗？折腾了个把月，蚯蚓、蟑螂并没使妈产奶，所以最后父母就将我寄在无锡奶妈家喂养，他们即去上海寻活，想挣到钱换米交付奶钱。
兴许是我幸运，奶妈家住在同一个村，奶妈很喜欢我，她孩子出生后，由于疏忽被被子闷死了，奶完全能满足我。有了这一教训，奶妈家对我倍加照看、疼爱，生怕万一。就这样我一直到三岁才离开奶妈回家。在我读小学时，奶妈还经常逢年过节叫我去她家玩，不是烧鸡蛋给我，就是让我躲在门后吃鸡心（迷信说吃了长记性）或者给我压岁钱。1966年7月，我在临离上海支内到四川前，还和父母一起去无锡看望过奶妈。
在这么苦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吃的苦却并不多，但我能体会得到父母为我吃苦的困危和难境。我想你的状况远比我好吧。
解放后，妈妈在胶州路国棉一厂挡车，父亲在教育局工作。妈妈是解放前入的党，共产党接管棉纺厂至今，相继担任工段长、支部书记、工会主席。53年又脱产进华东纺织干部学校读书三年，她底子薄但用功，多次获奖，眼睛原本不好的她视力直线下降，毕业后分配到澳门路申新九厂支部、工会工作，曾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文革中受到一些小冲击，得到了一些教训和经验，没几年，妈妈退休在街道里弄发挥余热。
妈妈是一个有性格、有主见但通情达理的人，我家很民主，父母不以长辈自居，凡事大家商量。妈妈平时爱哼几句沪、越、锡剧，也爱动，63年曾在申九运动会上获花式踢毽子第三名！平日里我母子俩经常闲聊、讲家常，她爱听、爱看我的戏，曾多次到明星戏院来看剧。邻居说我似妈妈的女儿，中学期间，我要学戏，父亲坚决反对，但她仍去人民沪剧团与丁是娥、石筱英、张清谈。有关此事，直到张清来我家才提及。如今我离上海、离父母，可留恋上海，想念妈妈的情感是越来越深，可谓人在四川，心在上海。就此，同事们总说我家庭观念极重。就每年回沪探亲来说，我一呆就是三、五个月，好像母子俩有说不完的话，我从不瞒她，当然包括与你的来往。老人为我操心，为我东奔西跑，无论是精神和物质上都做到了尽量。偶尔我与妈妈也有矛盾，我对她不是硬来、要态度，采取的是回避、慢慢谈心来采取她的赞同。我有这么好的妈妈是我的幸福，但又会为父母的今后而发愁、担心。
虽然我离上海这么多年了，妈妈总是经常亲笔写信关照我，为我她够为难的了，这是我的无能所致。
兰芳，我俩的事，妈妈心知肚明，妈妈最知道我的性格，只是为难，所以我望你经常去家看看她，就我而言，这件事今后的发展不管如何，我不绝不食言，具体事待我回上海再对两老详谈。
这封信整整写了三个小时，与其说谈《卖花姑娘》，倒不如说在讲我的家事更为贴切，我的信口开河、滔滔不绝，你不见怪吧！
祝
心悦！
伯清 73.6.18 Pm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