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寻找施耐庵》序

佘德余

2016年5月18日，接受诸暨市枫桥镇人民政府之邀，我与浙江水浒研究会一行十余人，齐聚枫桥参加“三贤”文化研讨会。会上，我宣讲了新近撰写的《杨维桢与〈水浒传〉》一文。与会的现任诸暨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强同志是枫桥人，1989年毕业于绍兴师专中文系，与我有师生之谊。他先后做过中学语文教师，诸暨日报社记者、编辑，又在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大唐镇人民政府、诸暨市广播电视台担任过领导之职，阅历丰富，学识广博，会后即与我攀谈杨维桢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当时，他对《水浒传》作者是杨维桢之说将信将疑。不料过了四个多月，他竟将《寻找施耐庵》的书稿目录寄给我，尔后又将全部书稿内容寄我索序。一见目录和书稿，油然产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叹。他真是我《杨维桢与〈水浒传〉》研究的知己。
看了陈强同志《寻找施耐庵》的书稿，我大为惊奇和佩服。在六月至九月酷热的暑天里，他一方面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责繁忙，一方面又在业余潜心阅读《水浒传》和杨维桢的诗文集，查阅《诸暨县志》《枫桥史志》等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构思撰写了煌煌二十五万字的书稿，从中可以想见他对于杨维桢与《水浒传》研究的炽烈热情和顽强毅力，以及多年工作中获得的广博学识和丰富阅历赋予他的才情和钻研精神。
我的《杨维桢与〈水浒传〉》一文，只是一种提纲挈领式的粗线条研究，而陈强同志《寻找施耐庵》一书，则是对杨维桢与《水浒传》关系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的细致深入的考证诠释的研究。首先，他将杨维桢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及诗文创作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作了深入的对应比照研究：如他认为杨维桢长期沉抑下僚、苦求苦等官府对他的再度任用、杨维桢为朝廷尽忠的心态，在宋江身上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施耐庵的本”即《宋江》，疑是杨维桢曾经撰写的《侠游录》。其二，他将杨维桢生活的诸暨和枫桥的自然地理与《水浒传》所描写的人文环境作了深入的对应比照研究：如诸暨历史上的“七十二湖”与水浒开篇的“遇洪而开”，诸暨北部水域就是八百里方圆的梁山泊原型，石碣湖荡就是诸暨的白塔湖，二龙山就是枫桥全堂的桐岗山等等。第三，他将杨维桢的笔下人物及生平交友与《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作了深入的对应比照研究：如杨维桢诗文中的孝人孝事与梁山好汉的孝道，《睦州李侯祠堂记》所记的人物李士龙身上有着燕青相扑、张清投石、花荣射箭、张顺变鬼的影子，还有《杨维桢与宋江》《杨维桢与公孙胜》《盐场司令与贩私盐的童威童猛》《闲通判黄文炳与诸暨吏目张德元》等等。第四，他将诸暨和枫桥的风俗、方言、地名、习武作了细致的对应比照研究：如《鲁智深在五台山吃枫桥狗肉》《梁山买市与诸暨庙会》《〈水浒传〉诸暨（枫桥）方言举例》《在全堂寻找梁山好汉的兵器》《在赵家寻找梁山好汉的拳棒》等等。第五，他将“施耐庵”与杨维桢的关系作了颇为新颖且合理的剖析，足备一说：如《“馒头庵”到底是个什么庵》《“施耐庵”的另一种解释》等等。
陈强同志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将杨维桢与《水浒传》作对应比照研究，千方《寻找施耐庵》，使我们不得不相信“杨维桢就是施耐庵”、“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推断有理有据，而且令人心服口服。这不仅仅是我的偏爱，相信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寻找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的过程。陈强同志建立在文史基础上的求索与论证，为水浒研究和杨维桢研究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不失为一次大胆、积极、有效的文化探索与发现。
以前我只为自己的著作写序，却从未为他人著作写序，这次受陈强同志之邀，盛情难却，勉力为之，不知当否。
写于廊桥南风和苑
2016．10．1

序二

多余的担忧

潘 丹

当“白塔湖就是梁山水泊的原型”在坊间传得纷纷扬扬的时候，我很冷静，甚至还有些反感，总觉得没有史料的有力佐证，便是无稽之谈，就自然而坚定地站在反方的队列。
弘虫与我们一起编著完成《我们的传家宝》之“家训汇编”与“家训纵论”后，闲不住的他又开始寻找下一个探究课题。有一天，他竟一本正经地说，他想写“水浒里诸暨元素”。这着实让我们替他担忧。因为涉足这样的课题会得不偿失，招来讥讽和嘲笑是必然的，甚至会毁了他在诸暨文字圈里的口碑。但无论我们怎样竭力劝阻，弘虫却毅然决然，壮士一去不复返了。
我初涉文字圈，简单地将搞文字的人分成界线分明的两类，搞文学的和搞文史的。与弘虫认识数十年了，知道他是搞文学的，甚至跟八旬老父谈及陈强时，老人竟也脱口而出：“就是那个弘虫吧！”确实，弘虫的乡土散文和他的笔名已经深入人心了，《老家》《那时候》《与稻草为伍的日子》……一本本描写儿时记忆、农村风情的散文集，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父辈产生强烈的共鸣。
未及天命之年，就已功成名就，但弘虫不愿圈在文学的栅栏里，他竟跨界了。他开始从《元史》《明史》《乾隆诸暨县志》《光绪诸暨县志》等历史古籍中，收集整理出南北朝至清代180余位诸暨孝子孝女，提炼弘扬诸暨传统孝道文化。根据他们的行孝事迹，参照“中国二十四孝”的写法，每篇文章取四字标题，如《舍命护棺》《侍母成医》《五世慈孝》《知县受杖》《督子课读》等，撰写了一本《诸暨孝事》。一段段简练得近乎枯燥的古文，经弘虫妙笔生花，成为一个个丰满的孝故事。《诸暨孝事》成为诸暨孝文化教科书，并达到了文学与文史的完美融合。
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弘虫一脚踩着文学圈，一脚踩着文史圈，如脚踏风火轮的哪吒，操控自如，风生水起。在《诸暨孝事》的撰著过程中，他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被老家先贤所吸引，在杨维桢的乐府诗中找出了30首咏孝诗，逐一解读，汇集成《蓼莪情——杨维桢咏孝诗笔记》。又此后，弘虫如着了魔，广泛收集研读杨维桢的著述及史料。他将它视作一根缠绵的藤蔓，只要攀登定能“摸”着甜美的好瓜；他将它视作一条粗壮的竹鞭，只要埋头总能“掘”到丰腴的冬笋。
果不其然，这次他又大胆求证“施耐庵就是杨维桢”，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众所周知，《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究竟是何许人？籍贯在何处？一直是文学史上的谜，文学、文史圈的大咖们也尝试破解这个难题，但都以无解而告终。也许想掐灭弘虫近乎狂妄的火苗，我竟也关心起施耐庵和杨桢维来了，翻资料，找度娘，得到了很多浅显的反证：施耐庵与杨维桢的生年同是1296年，卒年都为1370年；两人都在钱塘呆过；张士诚“累招之”，杨维桢“不赴”，施耐庵“征聘不应”；至晚年，朱元璋召，杨维桢先“婉辞不去”，后“即乞归家”，施耐庵“屡征不应”……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我开始慢慢地动摇我的立场了。
此时，弘虫则已开始撰稿了，每隔几日，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一篇稿子，来个“剧透”，我知道这是弘虫在给我们不断“洗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宽慰我们这些文兄文弟，我仿佛听到一个坚定的画外音：“看看这些有力的证据吧，你们大可不必忧虑，即使是教授专家也会认同的。”细读一集又一集的“剧透”，所言果然不虚。如精明的侦探，弘虫围绕着杨维桢相关的史料和《水浒传》原著，抽丝剥茧，寻觅着常人无视的“著施杨迹”，从而获取了大量的证据。如：
杨维桢晚年避居松江时“不下楼”“不答礼”“事不对”的反常行为，分明告诉我们他在进行秘不示人的小说创作。
杨维桢在《送关宝临安县长序》和《中山盗录》中“美化”了盗寇的形象。
从幼时喜好、崇尚道术、生活经历、人生心态、民本思想、孝顺品德、军事才能等七个方面对照，杨维桢酷似《水浒传》中的公孙胜。
《水浒传》里有七十二地煞，诸暨有七十二湖，当天降大雨时，洪水从各个山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泛滥，恰如“地煞”一般，借物喻人，还原作者的创作灵感。
对《水浒传》与杨维桢的两首华山诗进行“基因比照”，发现相似度极高，作者疑为同一人。
枫桥全堂有座桐岗山，桐岗山上有个馒头庵，馒头庵原来叫佛子庵，在杨维桢心目中，佛子庵就是施耐庵，因为杨维桢在佛子庵里韬光养晦了整整三年。
《水浒传》开篇出现一个道童，他倒骑在牛背上，吹着一管铁笛，这个“倒骑一笑”的铁笛道童，就是“铁笛道人”杨维桢的化身。
走访吴子里，杨维桢乐府诗《桃花犬》中的“虎髯生”吴铨与“美髯公”朱仝可对号入座，而“折臂生”吴立则像极了断臂的武松。
《水浒传》中提及的酒，如白酒（米酒）、老酒（黄酒）、村醪水白酒（米酒）、茅柴白酒（柴子酒），喝酒称吃酒，倒酒叫筛酒，骂人用“黄汤”，与枫桥的酒文化完全一致。
更为奇妙的是，如果将“施耐（内）庵”“东维（佛）子”“杨维桢”九个字按文王八卦图排列，竟得到“佛子庵内施东杨维桢”这样一句完整的话，其中就隐藏着“施耐庵”这个名字。
《水浒传》中竟然还有许多地道的诸暨枫桥的方言，“家生”（器物）、“肚饥”（肚子饿）、“应承”（答应）、松爽（爽快）、“偏生”（偏要）、“清醒白醒”（神志清醒）、“做个不着”（自我牺牲）……
类似的证据还有许许多多，不一一列举。那么，当这些强有力的证据呈现在你的面前，假如由你来审理这桩文化官司，让你判定“施耐庵到底是施彦端还是杨维桢”时，你一定会坚定地落槌，并大声宣布：施耐庵就是杨维桢！
感谢弘虫，从天文地理、诗词典籍、民风民俗等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论证，令我们脑洞大开，让文史的阅读变得生动。文史研究重实证，包括实物、史籍记载、文献辑录等，但在“施耐庵究竟是谁”仍无法找到史料直接佐证的前提下，弘虫的“寻找施耐庵”无疑为我们开辟了施耐庵与杨维桢研究的一条新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2016.10.1

作者的话

陈 强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可能是诸暨人杨维桢”，这句话是我曾经的老师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佘德余教授提出来的。消息一出，石破天惊。大家都不敢相信。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也坚决不肯相信，私下还曾与朋友探讨，列举杨维桢写水浒小说的种种不可能。但是，在没人强迫我相信的前提下，后来我竟然慢慢地相信了。
当初不相信“施耐庵就是杨维桢”，是因为我没有研究就信口雌黄，我既没有研读过水浒小说，也没有全面了解杨维桢的身世与作品。后来出尔反尔，慢慢地开始相信，直到最后彻底地坚信，是基于我一字不漏地接连看了两遍《水浒传》，又穿插阅读人们不愿涉猎的杨维桢几十万字的诗文，同时夹杂阅读《乾隆诸暨县志》《枫桥史志》及部分氏族的宗谱艺文。这一读，就慢慢读出了一个门道。无论是从杨维桢出发抵达《水浒传》，还是从《水浒传》出发抵达杨维桢，始终有一条宽阔的道路畅通无阻。这个互通，就是“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证据。
书稿全部形成后，我的脑子里形成这样一个认识：“施耐庵就是杨维桢”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完全取决于对杨维桢的熟悉程度！如果我们对杨维桢有100%的了解，那么我们就会说施耐庵100%就是杨维桢；如果我们对杨维桢只有50%的了解，那么我们对于施耐庵的认定也就半信半疑了。事实上，人们普遍只是听说过杨维桢而已，对于他的1500余首诗、12万字的《东维子集》以及无法统计的大量佚文则知之甚少。我从当初的坚决不信，到后来的慢慢相信，到最后的彻底坚信，就是一个不断了解杨维桢、不断阅读杨维桢的过程。现在我自我评定施耐庵90%就是杨维桢，剩下的10%留给类似于“杨维桢，别号施耐庵”这样白纸黑字的史料记载，但实际上这个10%可能是永远也找不到了。
长期以来，施耐庵的真实身份始终是个谜。但有一点已成共识：“泉唐施耐庵”绝不是“江苏施彦端”。那么重新寻找施耐庵，就是一件有意义的文化探险了。我认为，“泉唐施耐庵”就是“泉塘杨维桢”，这样的认定其实早在“施耐庵，字彦端”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施耐庵的简介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其实就是杨维桢的复制。直白地说，当初将施耐庵说成施彦端的始作俑者，就是根据杨维桢的简历进行改编加工的，然后将歪曲变形后的简历套在了施彦端头上，以致出现了施彦端与杨维桢生卒年、中进士、官钱塘、与当道不合、朱元璋屡征不应等情节完全相同的“奇迹”。杨维桢当初用施耐庵为笔名，可能是为了避免给家族后代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没想到六百年后还会遭人侵权。幸运的是，“施耐庵”只是一件马甲，他人无论怎么穿也穿不出杨维桢写水浒的合身与气质来。现在我们寻找施耐庵，就是要在杨维桢的家乡和杨维桢的诗文里寻找“著施杨迹”，将施耐庵写水浒小说的正面，与杨维桢诗文留痕的反面，重叠并粘合在一起，还原出某些历史的真相。
这本书在写作之初，纯属一种猜测与联想，甚至拟定书名为《水浒的联想》。但写到后来，文字慢慢有了考证的味道，找到的证据越来越令人振奋，杨维桢的身影也与施耐庵合二为一了，于是将书名改成了《寻找施耐庵》。书的前半部分是后期写成的，突出了考证；书的后半部分是前期写成的，突出了联想。我不揣冒昧，将一己之拙见结集印行，只想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便于此书修订后再版。杨维桢一生经历丰富，足迹遍及水浒小说里提及的众多地方，而我的视野局限于杨维桢故乡，期求同道文朋不吝赐教，为我将来写作出版《寻找施耐庵（二）》助以一臂之力。
特别感谢枫桥镇党委政府，在《寻找施耐庵》出版之际，就提前将发行宣传与杨维桢研究等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作为唱响三贤文化、打造文昌枫桥的内容之一，使得本书的社会价值得以充分发挥。特别感谢葛焕标中将和陈兴雄、陈克渺、周平楠、魏尧鑫等枫桥乡贤前辈挥毫泼墨，为本书增色添彩。
感谢枫桥画家陈励忠和企业家冯铁尧，我能完成这本书的编撰，得益于两位的鼓动和相助。画家陈励忠开始也是“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反对者，但后来出尔反尔的速度比我还要快，并且迅速成为“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宣传员，起因于枫桥的地理风俗，以及孩提时听过的阿章爷爷的老故事与水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家冯铁尧重商更重儒，他将文化看得很重，不仅为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情报”，还“拔刀相助”，放下手头忙着的生意，救我们于实地考察车陷人困的“水深火热”之中。“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没有他们的催促、鼓励与帮助，也就不可能有《寻找施耐庵》的诞生了。

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