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们乡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十五年后，来到了一百多里外的一所职中继续学习。
前十五年的日子是异常憋屈的，成绩一直像陷在藻泽中，越是挣扎越往下沉。多亏了我有几个智商更令人咂舌的同学，他们一直没有给我沉底的机会。我考三十分时，他们考二十分，我考五分时，他们考个蛋。
饶是如此，家里的人还一直认为我成绩优异，是文曲星下凡。我想，他们或许是还没有从我上幼儿园时得过一次五角星的荣耀里走出来吧。
我曾无比惊讶于全是选择题的试卷他们是何等的狗屎运考出零分，拿着他们的试卷一看，全选择的D，再看那题时才发现全部只有三个答案。我很庆幸我做选择题一直对C情有独钟。
在初中仅剩下最后一个学期的那段时光里，我终于体会到了学习的快乐。或许是老师们对我感到了绝望，或许是某一次测验时我在试卷上写道“求老师多给两分”感动了恩师。总之，从那之后我就梦想成真了，每次考试都能满分。我曾大胆地交过白卷，依然是满分。
这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我和老师们私交甚笃。我给他们擦黑板，我给他们水杯续水，我给他们买烟，我给他们买嗓子药，我给他们杀鸡…。所以，当我的同桌在因为照镜子而被老师训斥得泪流满面时，我依然可以安详地看着报纸。
之所以说前十五年是憋屈的，在这十五年的课堂里，我没有交到一个朋友，没有往任何一个女生书包里塞过纸阄儿。我就像个入定的和尚，错过了山下的花红柳绿，爱恨情仇。
之所以还能去职业中学学习，这要归功于我长势缓慢的身体。在我父亲看来，它还是一片嫩肉，无法创造财富，不足以应对成年人的生活压力。
还有职校的老师们，在即将告别学校的最后几天里，他们从一百多里外来赶来，给我看他们的招生海报，展示他们学生的风采。有胸口碎大石的，有站在大学校门口的，有穿着工作服拿着扳手的，还有个小子和老外合了影。他们的到来，令学校炸了锅，平日里考试驴宝狗蛋的同学，个个神采飞扬，在气势上第一次干倒了三好学生。
这所被公认为培养圣人（剩人）的学校，和我家隔着八个镇和两条只有渡船的大河。这之前，我最远只到过二十里外的镇上。
开学那天，我的爷爷自告奋勇地要送我上学。他告诉我，他能带我抄小路。打我记事起，就没有见他出过远门，我很怀疑他是不是老糊涂了。在我多番迫问下，他告诉我，六十年前，他从这条道上挑过盐。他说，即使过去了几十年，路没了，山还在，山没了，方向还在。
我一直对大山有着无端的亲切感。那天清晨，雾很大，我紧跟着我爷爷的步伐，一路上看不见任何风景，只好见他豁着仅有的两颗门牙神采激昂地跟我讲过去的事情。老头儿讲到动情处，就情不自禁地坐下来，卷起旱烟“叭嗒叭嗒”地抽。这一走，就到日头偏西。
到了学校后，他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往回走。我没有留他，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肯。这一晚，我脑海里一直都是他一个人走在漆黑的夜里的身影。
没有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所学校里，我很快就染上了一身恶习。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居然没有学到知识。
我已经忘记了有多少次，因为我们醉酒，被好心的饭馆老板叫来几辆人力车送回学校。忘记了有多少次，在那位六十二岁的老教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时，点上一根香烟，你一口，我一口，感情深，来一根，一根烟在教室里飞快地游走。老头儿揉着毫无把握的眼睛，神色可疑地望着满教室的烟圈。
若是赶上早上最后一堂课，老头儿几乎不敢在黑板上写字。他的一个转身，教室里凭空就蒸发掉一部分人，等一堂课下来，满满一教室人也就前两排还在。其他人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门溜走了。
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位学生处主任，这位主任总有半夜出门的习惯。我们在一次酗酒后，骂着他，被他逮个正着。他拿着空酒瓶，严肃地告诫我们，喝也要喝好点的。又一次被逮着后，他把我们带到校会上，警告全体学生：“像这种情况，以后发现一次，开除一次。”全校师生都乐了。
我们那位女班主任老师，从开学就不在状态，据说原本在县城教书，因为招生不得力，被调到了这里来。来了之后，遇上了这群浑蛋学生，三天一泣，六天一哭。没等到一学期，就被活生生的气得转了业。
那一年期末，因为没有进行大扫除，我们班全体学生零分。
那时候正是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几年，也是职业教育在我们那地方风头正盛的几年，大有盖过高级中学之势。学校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整合、扩张。
入学第二年，为了提升影响力，县里五所职业中学合并成一所，我们专业转到了一个更为偏僻的小镇。小镇拥有一个安乐的名字——乐安。
生于忧患，死于乐安。大伙都这么说。
就这样，我在这个叫做“乐安”的小镇，安乐地度过了我学习生涯中的最后一个校园。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还有着同学们的联系方式，却早已没了联系。愿大家都乐乐、安安。
